编者按:关于民族医药、中药的价值,在这里勿用多言,特别是有云南白药这样闪闪的金子招牌,期望通过民族医药挖掘“真金”的行业人士也大有人在,那么我们来看看苗药的现状。
众所周知,民族医药是贵州的五张名片之一,也是贵州主要支柱产业。但是苗医苗药发展出现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象,形成了“药强医弱”的局面。
在民族医学得不到发展的情况下,尽管贵州苗药当下发展形势喜人,但在长时间内则无以强大。
“医是药的源泉和基础,没有医学的强劲支撑,药的发展将成为空中楼阁”,贵阳中医学院药学院院长杜江如是表示,如果废医存药,短时间内某个民族药仍有可能有所发展,但作为民族药群体,就会失去开发的源头,脱离了临床环境,更无发展的活力。
“药强医弱”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贵州省在相关政策的指导下,大力开发研究民族药制剂,先后发展了二百多家民营、私营、个体民族医药机构,开发了近200个民族药成方制剂,其中国家标准民族药154个。
这一阶段,贵州诞生了一批民族药业。年产值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零起步,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长,2012年苗药产业年产值已达90多亿元,到2013年,苗药销售产值达150亿元。
在这些民族药业企业中,有3家苗药生产企业进入我国中药制药工业的50强,7家进入100强。苗药产业在中国各民族医药产业中遥遥领先,成为我国民族药产业的典范和旗帜。
相反,苗医学的培养和发展却显得不容乐观,苗医药产业发展严重脱节,从而出现苗药苗医发展出现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象。
苗族自古无文字记录,苗语方言较多,不同地区苗族相互之间交流不够,世代苗医对“祖传秘方”的传承相对保守。最重要的是,苗医学教育相对薄弱,且民间苗医普遍文化程度偏低,年龄偏大,使得苗医学发展滞后,在苗医药的发展中严重脱节。
早在2012年之前,贵阳中医学院教授田振华及一些专家对苗医药进行相关调研时就已发现,贵州省民间苗医中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如雷公山地区的138名民间苗医中,文化程度相当于小学的有99人,初中的38人,毕业于卫校(中专)的1人。
显然,不高的文化程度制约着苗医药的继承、创新与发展,影响着拓宽苗族医药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的进程。
且苗族民间老医师年龄在39岁以下的占12.7%,40-59岁的占52.4%,60岁以上的占34.9%,40岁以上苗族民间医师就占到了87.3%。苗族医生中35岁以下的人员甚少,这与苗医经“口传”后,尚需用较长时间去学习和实践才能独立行医有关系外,还与年轻人宁愿外出打工,不愿跟老人学医有关。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杜江说,医是药的源泉和基础,没有医学的强劲支撑,药的发展期将成为空中楼阁。民族医药的发展要坚持特色,以医带药,这是民族医药的生命所在。“如果废医存药,短时间内某个民族药仍有可能有所发展,但作为民族药群体,就会失去开发的源头,脱离了临床环境,更无发展的活力。”
尚未建立理论体系
对苗医来说,要成为苗医学这样一种学科,就必须要有它的基础理论。然而这个传承了数千年的民族医药,至今还没有建立自己理论体系。
“苗医药基础理论太差”,在袁涛忠看来,苗医药传承了数千年,而这个传承下来的“规矩”到底是什么,它本身不能总结。
袁涛忠,系黔东南民族医药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已从事这方面研究12年有余。袁涛忠告诉记者,研究民族医药要具备两个条件,本身对医药学要懂,此外还必须了解苗族语言、文化以及该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认识事物的方法。
正因如此,苗医学理论系统还尚未建立起来。“即便我们是有中医的理论基础,但若把中医基础用到苗医药学,它就还原不了这个民族医药的本质。”
他对记者说,目前正在对苗医药的基础理论正在挖掘、整理和总结,而这个过程是个不断修正的过程。袁涛忠称,自己早期整理出来的成果中就有一些地方需要更正。
所幸的是,近年苗医药科研发展迅速,水平不断提高。以贵阳中医学院为代表的苗医药科研团队近年获得各级科技进步奖20多项,其中省部级二等奖4项,三等奖11项。由贵阳中医学院领衔的“苗医药理论系统研究”项目,发表论文100多篇,建立了三个数据库。
田振华建议,希望在现有条件下积极努力完善相关事宜,把全省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统筹起来,把这一民族医药理论体系尽早确立。
此外,贵阳中医学院相关专家也一致建议,加强苗医基础理论研究,对苗医诊断、辩病的基础理论进行深入研究,苗医药理论体系和临床体系有待进一步充实完善,同时对苗医诊疗技术进行挖掘与整理。
非法行医的尴尬
苗医发展的另一大禁锢是——尽管民族医生们世代行医,治愈患者数不胜数,甚至许多疑难病症、顽症、绝症在他们手中也得到圆满解决。尽管他们收费低廉,群众也非常信赖,但是他们却常处于非法行医的尴尬境地。
医生失去临床医药土壤无疑是对这门医学最致命的打击。由于苗医医师执业资格考试至今尚未开考,这些在大山中的苗医药传承人仍没得到国家医生执业资格证。苗医的子女就算传承了长辈的医疗技术也无法执业,因而也不愿继承。
在雷公山中,有一位医术、医德名声在外的苗医师,他叫王增世,尽管声名远播,也曾遭遇过这样一段尴尬经历。
1994年秋季,王增世经老乡的邀请,远赴黑龙江宝清县给人治病。当时病人是手骨折,在各医院治疗后也没康复。为此,王增世便为其配了几副药,三个月后,病人的手被治好了。这对当地的村民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于是纷纷有村民找王增世看病。然而两个星期后,当地县卫生局得知了这一事,便找王增世到卫生局谈谈,并询问王増世是否有行医证。王增世对卫生局的人说,我是来帮忙的,没有收钱。他害怕地躲进了山,在深山里一呆就是17天。
王增世告诉记者,在外面行医治病,却被人们当作是非法行医,感觉既担惊受怕又受委屈。
为了解决这一尴尬,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在2003年和2008年两次组织全州民族医师报名、培训、考试,考试通过后,州里颁发民族医师从业证。据了解,州里两次一共给108个民族医师颁发了此证。有了这个证,这些民族医师可在所在地附近行医,为当地百姓服务。
苗药占据贵州药业半壁江山。尴尬的是,与苗药规模壮大相比,苗医隐患凸显。
贵阳中医学院药学院教授杜江说,目前苗医传承人员锐减,后继乏人,或面临失传危险。而能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苗医成为一种学科,回归到学制教育,从而使得这一中华民族文化连绵不绝地延续下去。
或面临失传危险
“社会发展的正常链条被社会发展的外力所打断,传统文化的传承链条也被打断,这才是苗医苗药传承的最大危机”,田振华说,“就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贵州的传统知识面临着失传的危险,高科技产品代替传统产品,科技知识取代传统知识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如果不采取特殊政策和措施,贵州的传统知识包括苗医苗药在200年内或将会永久性消失。”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医药研究院院长郭伟伟对记者说,苗医药侗医药没文字记载,只能靠口传心授,所以传承上存在一定问题。
苗医学的传承都是在民间,也都是传内不传外的传承方式,再加上苗医民间医经济收入低,使得传统苗医学的传承人员锐减,后继乏人。
田振华介绍,苗族医在传授医药知识中,对于其家传的医药知识有着很强的保密观念和严格的选择传习人的条件;年事已高的苗族医,其秘方和医技仅凭记忆,都不用文字记录;传承中只传内,不传外,宁愿失传,也绝不“乱”传。
雷公山地区的苗族医杨医生,现已60多岁,用家传秘方治疗偏头痛、胃炎、蛇咬伤有显著的治疗效果。但因其子女均在外工作,其至今无传习人,她表示这些家传秘方绝不传人。同处一个地区的苗族医赵医生,已有80多岁的高龄,据了解,他从年轻时行医至今,有着疗效十分显著的治疗风湿痛及颈、肩、腰、腿痛的秘方“老虎药”。他不传徒弟,只传家人。然而其3个已成年的孙子都不愿在家跟随老人学习医技和用药方法、行医,而是选择外出打工挣钱。
熊文美是黔东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医药(九节茶药制作工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告诉记者,他只上过初中,还是到了17岁时才去,小时候都是父辈带着自己上山采药、认药。
现在,熊文美在凯里市开了一家诊所,平均每天有20多人来这里看病抓药,诊所里的两位学徒每天一边听熊医生说开什么药一边在旁配药。之所以是听药方而不是看药方,就是这些药方没有文字记载。
“随着老一代民族医药乡土人才(专家)陆续谢世,许多宝贵的民族医学药学绝技和经验流失状况突出,有的甚至相继失传”,田振华说。
此外,苗医民间医经济收入低也是制约传统苗医学传承的一大原因。
记者了解到,在苗族地区,苗医治疗一个病人,从诊断、采药、用药,到取得较显著的临床疗效,所能获得的报酬一般只有几元到几十元不等,远远低于外出打工的经济收入,许多年轻人宁愿选择外出打工,也不愿在家继承家业学习苗医。
停滞的“学制教育”
2012年6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出台《关于支持和促进贵州省中医药、民族医药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实施意见》,该实施意见强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综合协调、指导各地对口支持贵州省中医药、民族医药工作,帮助解决贵州中医药、民族医药事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而应对当下贵州苗医药发展的问题,就是如何要让这个民族医药上升到学制教育。
事实上,贵阳中医学院早在2006年就曾招收苗医药方向的学生。
田振华告诉记者,贵州是最早开这个项目的。刚开始,贵阳中医学院招一些研究生去做这个苗医药的项目。到了2006年,学院开始招第一届本科生开这个方向的课程,当时招了50个学生。
当时为了开这个方向的专业,在1992年出版《苗族医药学》一书的基础上,再结合《苗族药物集》,贵阳中医学院编了一套教材专供这个专业。
田振华回忆道,当时这一套教材总共6本,包括:《苗医基础》、《苗药学》、《苗药资源学》、《苗族文化》、《苗语》、《苗医药发展史。》
当然,这些还远远不够支撑一个专业。为此,在2007年再招了一届本科生后,该院就不得不暂停这个方向的学生招生。
田振华告诉记者,暂时停止招生,这主要是苗医比较弱,很多治疗方法资料不统一,医学这块没做好,现在只能把它作为选修课进行下去。
其实,贵阳中医学院暂停这个专业的原因还有学生就业问题。就业难的问题主要在于,苗医还没有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对此,田振华表示,应该尽快做好开考的准备,让苗医药学的人员都能得到执业资格考试。这应该是个一边走一边补充的过程。
开考卡在哪?
近年来,国家已经开展了藏医、蒙医、维医、傣医、壮医、朝医六个民族医的执业资格考试,使这些民族医取得了合法的行医资格,对于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011年10月,国家有关部门也专门到贵州进行苗医执业医师开考有关调研,并认为贵州应尽快开展苗医为主的民族医师资格考试,希望在现有条件下积极努力完善相关事宜,尽早达到要求实现苗医执业医师开考。
田振华说,这对于解决贵州苗族等各民族民间医师的行医合法化问题,充分发挥民族医药在疾病预防、医疗保健和康复中的作用,推动贵州民族医药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么,苗医具备国家民族医执业资格考试的开办条件么?
田振华告诉记者,苗医要达到开考条件,一是要把苗医药招生做起来,二是要有相对系统的理论,目前就是要把这个理论梳理出来。
在朝医、哈萨克医、壮医等民族医药相继取得了国家民族医师执业考试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在调研后,希望贵州尽快做出这一考试方案。
为了解目前苗医执业资格考试进展情况,本报记者致电贵州省卫生厅中医药管理局,该局一工作人员表示,国家在这块有统一的标准和依据以及教材和职业规范等,对于苗医开考进展情况,他表示不知道。
一苗医药研究者告诉记者,在2009年,一些研究机构就积极组织研究人员在这一方面做方案,分等级、标准,并做好一万道题的题库。“贵州在这方面原封不动,主要还是相关部门在这一方面不够积极。”
来源:金黔在线-经济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