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诺华研发总监Jay Bradner在领英发表一篇题为“has biopharma over-invested in cancer R&D”,他说自从加入诺华后曾有多人在不同场合问他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即是也不是。过度投入是因为过多资本浪费在me-too跟踪上面,如针对CD19的CAR-T和检查点抑制剂吸引了过多投入,后来的产品重复严重。但是现在肿瘤依然是严重的疾病负担,而我们对肿瘤的了解和治疗肿瘤技术的进步都是空前的。他认为每年500亿美元的投入额度符合时代需求,再翻一倍也不为过。但是这钱要用到正地方,他认为制药业要抛开对新靶点的恐惧去扩大CAR-T、检查点抑制剂战果,而不是去低水平重复这些成功技术。治愈应该成为现在肿瘤药物研发目标,一个企业无法独立完成应该与其它机构联手、而不是退而求其次开发鸡肋药物。
这篇文章多少有点文不对题,但观点是很有道理的。共产主义社会新药投入应该按全世界疾病负担按需分配,疟疾、肺结核等疾病的研发投入应该远高于现在的投资力度。即使在目前逐利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肿瘤的投入可能也比这个疾病真实负担应得的份额高。虽然肿瘤仍然是令人谈虎变色的严重疾病,但中枢神经疾病、退行性疾病、几千罕见病等的疾病负担也十分沉重,但无论基础研究还是新药研发投入都不如肿瘤。
厂家选择投入肿瘤而不是疟疾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得疟疾的病人无力支付昂贵的新药。同样中枢神经、老年退行性疾病的研发风险/市场回报比也不如肿瘤,导致这些重要疾病的研发相对落后于肿瘤。所有人都知道同样一块钱投入到不同领域、同一领域不同靶点的潜在回报是不同的,但是在靶点选择上很多厂家出现误算。如果你真正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那么按照作者的观点你不应该去浪费时间做第五个PD-1抗体、而是要去做有真正区分的新靶点。
很多厂家回避新靶点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新靶点的药物开发对技术有极高的要求。不仅普通厂家缺少资源从事这个行业,就是诺华这样的顶级企业也经常力不从心。但是作者认为解决办法不是等默沙东确证了靶点、发表了专利你再跟上去,而是与其它机构合作弥补短板,如诺华与宾大合作开发的首创CAR-T药物Kymiah。一般来说me-too是一个饮鸠止渴的策略,以未来市场风险换取眼前研发安全,净结果可能是得不偿失。这如同登山。现在很多人可以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但成就和以前的登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珠穆朗玛的安全路线、合适天气早已被研究个底儿掉。第500次登上珠峰不如首次登上世界第500高峰更有价值。
当然实践比理论更复杂,me-too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立普妥就是第五个HMGCoA还原酶抑制剂,不仅比前四个同类药物更成功、而且比所有其它机理首创药物都成功。最近也有默沙东在PD-1、DPP4等重要机理后来居上的案例。但这些例子是运气和超强执行力的复杂组合,并不是谁都可以经常重复。Me-too作为一个模式的风险投资者要认真对待,尤其是落后时间较长、前面加塞较多的me-too。当然如果出现冷门领域创新虽然可能有更深远影响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的情况,快速、有目标的me-too/me-better也是个事半功倍的策略,但这个眼光也不是谁都有。无论首创还是me-too都面临diminished return难题,只是形式不同,厂家应对策略也要因地制宜。
来源:美中药源 作者:路人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