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从“青蒿素”治疗疟疾说起。“青蒿素”明明来自黄花蒿(Artemisia annua), 应叫黄蒿素。它是我国学者发现的倍半萜类化合物,黄花蒿是一种药用植物,只是因为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提到过青蒿,就强行将从黄花蒿中提取的物质叫“青蒿素”,但这种联系是毫不相干的。
黄花蒿是20 世纪60 年代通过群众运动在上万个样品中从鼠疟(Plasmodiumberghei,1948 年发现)中筛选出来的抗疟药,有关青蒿的资料有许多记载,有说早在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公元前11 世纪至公元前6 世纪)的“诗经”
中即有记载,晋代葛洪在他的《肘后备急方》提到用药要绞取汁,当时对疟疾病并不了解。有些推断是没有根据的,已经证明其内也并不含“青蒿素”,不能混淆,没有任何理由要取名青蒿素,说是古为今用也是不能成立的。这上下相距近3000 多年的历史,两者是没有丝毫关系,有点鱼目混珠。
有些问题很难弄清楚,我们不是在研究考古学,有的同志在研究一个问题时老想着追溯历史,是不是他想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老祖宗当年做过的,一切创意都是来自我们的祖先。
这样哪里还能有社会进步呢,把一些现实很清楚的问题悬浮在模糊的过去之中。人的疟原虫是1880 年11 月6日由Laveran 发现,此后对疟疾才有了正确的认识。以后并证明疟疾是由蚊虫传播的,这不到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又如何与30 个世纪以前的历史记载连接套在一起,把现代的研究成果,说成3000 年前就有人说过,是古人的成果,或者是他们的推断。推理要有根据,我们不能把所有药用植物都说成是中草药,这不实事求是,这是厚古薄今和今为古用。中医中药是分不开,植物药只有与中医有了联系,才可称为中草药,我们切不可将所有的植物药的功效都说成是中医药的成果,外国也有许多植物药,药用植物学属于生药学的范围,生药学是一门学科,它是根据植物的形态及组织结构等特征而分类的,要有生药学专家来鉴定,这是科学,不能由几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定名的。
中西医各有各的理论体系,应该鼓励各自发扬自己的优势,总结提高自己,要与时俱进,重要的问题是自我发展,自我革新,不断提高,当然也可以相互借鉴,但是要慎重,不能乱搬乱用。实际上,中西医的问题是一传统医学与近代医学的问题,是一学术问题,应该允许自由讨论的问题,以往有不少行政干预,导致效果是很好。传统医学与近代医学是历史的发展,也有一个历史的衔接过程,它本身不是对立的,它应该在发展中互动,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一方不能利用行政压制甚至消灭另一方,这是逆社会潮流, 从哲理上说是唯心的。
多少年来一直强调中西结合,西医学习中医,有许多实际上是用西医的方法“改造”中医。例如,上个世纪50 年代在江苏高邮曾经有人将中草药野金针菜(科学定名为藜芦Veratrum nigrum L.) 治疗日本血吸虫病,古书上记载是用煎剂,喝的是汤,研究者把野金针菜改为粉剂,用吞服,结果有几个人眼睛治瞎了,也有人毒死于脑萎缩,中央血吸虫病防治组非常重视,在上海组织两家进行研究,证明加热可以降低毒性, 把汤剂改成粉剂是违规的,是错误的。有人想将藜芦中的有毒有效物质分开,也是失败的,因为毒效是一个东西,分开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中医和西医发生在显然不同的时期,中医的理论体系是阴阳五行学说,其诊断方法是望闻问切,好多问题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是推理,西医对人体的了解是建筑在解剖生理学的基础之上,它的依据是细胞。这两门学科如何结合起来是很复杂的问题,应该让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互相交流,相互借鉴,让它们各自有独立体系,要顺理成章,不能强迫结合。
复方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药物混合制剂,可以是中药、西药或中西药混合。按照中医的四诊八纲、辩证论治的原则,针对病情需要组合而成的方剂就是复方。追溯人类用药的历史,是以用单味药开始的。随着人们对药物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对病因和发病机理理解的逐步提高,才逐渐将药物配伍使用,西医更多的强调病因与发病机理的研究,复方的组合更具有理性,特别是近代基因的研究,更多的要求靶向治疗, 药物治疗更具有针对性。
近来有许多复方是将常用的几味中草药合在一起做成片剂,这样在使用上方便,但是失去了中医的个性化。
药物经过煎煮和浓缩其含量也有了变化,这样的方剂治疗的适应症范围扩大了,但是专一性减低,现在已经广泛地为中西医所用。由于成分复杂,缺乏精确的测定,含量也不定,针对单个病治疗效果的报告也不多,方剂的使用效果无法精确地测定,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西医虽然在组建复方方面有很好的理念,主张用增效剂,但是真正发现的增效剂不多。由于药代动力学的发展,可以用不同长效的药物合用,长短结合,也可用不同代谢的药物互补,这样的复方就能得到协同的作用。由于我国研究药代动力学不够发达,好多新药临床前没有认真地研究,新近研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成立不久,试验法规不完善,也缺乏伦理方面的监督与指导,因而国际竞争力也不强。药物的研究也过度市场化,中医的复方是由多种中草药组合而成,实际上每一种中草药中就含有多种元素,也可以说也是一个复方,其中必然有些元素是不起作用的,甚至是有害的。中药本身需要提高,进一步分析有效成分,要去除一些无用甚至有害的物质,可以说是任重道远需要有长期的规划。
组建复方要有理论,不是单纯两个或几个东西加在一起的问题,中西医都是一样,理论的产生离不开历史背景,它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深化。
后人会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与修正,我们不能否定古人的成就,但也不能照搬,我们要厚今薄古,古为今用,而不是厚古薄今,今为古用,要实事求是, 要不断提高与发展。
上个世纪我国组织了“青蒿素”
的复方治疗疟疾,用“青蒿素”加另一个新的化合物,本应该是一很好的复方,但是用药不久,有报告已产生抗药性⑴。抗药性是因为持久用一种药,病原体对其产生耐药性所致,怎么会使用不久就产生了抗药性?由于“青蒿素”的代谢太快,用的疗程太短,剂量不足。我们在组建复方时没有认真地研究药代动力学,这是剂量不足的关系,尚不能说已经产生了抗药性。我国有两个“青蒿素”的复方(Artemisinin-Piperaquine 双氢“青蒿素”加磷酸哌喹Artemether-Lumefantrine 蒿甲醚加苯芴醇)(2)(3),已为WHO 肯定,并在非洲及东南亚广泛使用,这是我国对世界抗疟工作的一重大贡献。由于我们的药理工作没有跟上,剂量与疗程论证不够精确,因而给非洲的同行带来了麻烦,现在他们正在进一步研究,已有大量的报告(4-7)。 我们的工作要有始有终。需要更好的发挥近代医学的作用,相信在今后的国际合作中能将这些复方做好,有望成为国际合作的典范。“青蒿素”是我国发现的一种新的抗疟疾的化学结构,也是一重大贡献,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抗疟药,需要与其他药合用。
我国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也要有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一切行为都受着这两方面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有不少非实事求是的东西在不断干扰我们,我们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显着特点就是集体主义。
一件事情的成功离不开集体的智慧与奋斗精神,我们并不否认个人的智慧,个人的智慧只有在集体的力量之下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是事业发展的障碍,有的单位强调个人的作用,特别是一些领导,他们不了解事物发展的规律,也不了解进程,强调自己部门的作用,借下属之名向领导宣扬自己的“业绩”,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别的单位的成绩归于己有。有的还向国外造舆论,让国外来干涉我们的事务,影响了内部的团结。也有些单位得到了奖励后就熄火,再也不干了,使工作失去了连续性,一个重大领域的奠基人对学科有巨大的贡献,对学科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也为人们公认的人,才可以称之为该学科领域之父,不要将一个课题有些成绩的人称之为什么之父或什么之母,过分夸张了个人成绩。在国际合作关系方面作风要正,不要把共同两字忘记了。我们有的同志是该保密的时候不保密,不该保密时保密。我们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了个人名利,我们需要务实地多干点事,少吹嘘,要尊重他人的劳动,合作时要与他人共赢,作为一个科学家要有应有的风度,事物的发展才能不断前进。
好多同志做了许多工作,也有不少艰难险阻,不少人是默默无闻,无私奉献,很值得我们学习。“青蒿素”
的发现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很难说清楚谁先谁后,谁重谁轻,有必要非要说清楚吗?我想是没有这个必要,我想要说的是: 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完,需要继续努力。
新近高通量的筛选对新药的找寻更具有挑战性。这有可能广泛地发掘新药,但是研究方法也有它的局限性,要注意防止误导,药物的化学结构以及合理的剂型的研究,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研究药物的代谢和药代动力学就成了重要的课题,一个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等对治疗疾病是非常重要的,发明一个新药牵涉的问题很多,它需要多种学科联合攻关才能完成,这是研究过程中最难掌握的难点,也是常常为人们忽视的问题。
要善于组织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充分发挥不同学科在不同时期的主导作用,要在合作中相互学习,相互信任,不计个人名利,通力合作,要有科学管理的才能,这样才能把一项研究搞好。
绝对不能让那些摇旗呐喊,打着无私奉献的口号,招摇撞骗的人乱来。新近发展的转化医学及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联盟给药物的研发带来了新的希望,我们本着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奋发图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继续加强国内外的真诚合作,我们不要做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们不但要有爱国主义精神也要有国际主义精神,只有这样才能造福于人类,完成中国梦。(文/管惟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