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商人、科学家，妖魔、网红？我都不拒绝

场面一度尴尬起来，起因也简单，因为在座的没人再去接话，看来汪建又生气了，怒气挑在眉尖儿上。他把木桌拍得梆梆作响，并厉声道，“如果谁认为我应该被烧死，你尽管来烧，可想把我关进笼子里面去，我看谁敢？”

身为上市公司老板，言谈和情绪曾给汪建、给华大带来过的麻烦事不可胜数，而眼下他却仍然会为一些偶发的措辞、字眼而动怒，比如当谈及“公司上市就是把企业家关进笼子”这种话题的时候。

但你想象不到，几分钟后他又乐得眉眼全开。此人很早就宣称活到120岁没难度，后来接受褚时健夫人马静芬建议改为100岁不封顶，于是要求华大员工都要活到100岁。或许为证实起码体能储备得充分，他把两手拄紧座椅扶手，将身体稳稳撑在半空，努努下巴，兴致高昂得很。

喜怒情绪交织的矛盾，只能算汪建人生中经历的冲突、乃至如今身上承载的错位里最不突出的一类。他出身干部家庭，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在少年时却结结实实地撞上了整个困难时期；父母在文革期间被“打倒”，他说头天早晨还有保姆伺候吃饭，第二天就要跑去河边光脚拉纤挣钱；他七八十年代就在国内接受了高等教育，随后留洋，在德州大学、爱荷华大学、华盛顿大学从事科研工作多年，但如今谈及海外同业，他仍然坚持称其为“洋人”；他被公司内部的一些员工视为精神乃至时代的领袖，在一些股民眼里，他却是与某个被认为声名狼藉的商人一般无二的大说谎家。

很多媒体同侪无数次试图弄清楚此人的“真实”面目，最终描绘出来的那张脸却大相径庭，只留下了信息量巨大的人生经历与传奇故事；他在采访中不断告诉记者他一直站在时代最前沿处，因此根本不在乎来自背后的是非曲直议论，但隔天却在微信上发来大量为华大正名的文章；当我们带着某些看上去颇为精彩的故事与旺盛的好奇心，向一年前开始担任华大集团联席董事长的王石求证时，他却表达了不予置评、不方便置评的态度，只在离开之前突然转身问到，“你们真的以为你们能看懂汪建吗？”

他热衷于拐着弯讲话，自诩为“贪生怕死，自私自利，好逸恶劳，贪婪懒惰”，然后又会用管理理念和科技信仰来解释给你听，说这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美德，例如他不断强调自己怕死，仿佛正是这种欲念塑造了他对生命科学的信仰。

我们分明已经在漫长的采访周期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与这位年过六旬的企业家完成了持续一整天的当面交谈，可最终却发现，他仍然藏在眼前这些言谈、情绪、资料、观点背后难以窥见的某个地方。汪建也得意于其塑造出的复杂性，他告诉很多人说，他根本不在乎自己随便被定义为一个什么人，商人、科学家，妖魔、网红？没关系，都可以。他的员工则用赞叹的口气告诉《中国企业家》，从来没有媒体能在谈话中战胜汪老师，“连许知远也不行”。

要有效地理解汪建，事业或许是唯一一条可行的路径。作为事业的一部分，华大基因近几年被摆到台面上之后，与汪建个人的关系愈发值得玩味起来，其边界不断触碰汪建的自我——或者用企业界时髦的话讲叫“ego”。

当代社会成员中，怀揣着追求最高层次目标的人，往往有一种创造理想国的执念，这在企业家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汪建不例外，经济学家周其仁夸他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其个人理念与身后时代的鸿沟，他表示得意并且认同，就好像他的理想国就在这个时代前方不远处。

按理说，由20多年前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始，汪建便得到了那个创造属于自己的理想国的机会。他不必箍在大学实验室的板凳上，或者囿于中科院那个小院子里，他可以自由选择友善的城市，穿喜欢的服装，与最酷的人共事。看上去，他将得以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创造出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病痛的理想世界。可现实地说，如今连资本市场波动这一关口，汪建都还没有顺利迈过去，反而上市公司华大基因由千亿市值跌落到最高点的近四分之一之后，《中国企业家》得到了关于华大集团裁员的消息，此外该集团还剥离了一部分资产，如华大农业、华大海洋，以及华大健康旗下的颜质项目等。同时，被裁员工手上工分和华大币难以提现。

华大集团公关部对此回应称：从今年年初开始，集团就制定了“战略聚焦”的经营策略，即聚焦在对旗下两大业务板块——上市公司华大基因和华大智造的支持上。至于华大农业和华大海洋，集团希望采取与别人优势互补的模式继续推进业务。华大提供技术，合作伙伴提供资金等资源。

而当采访进行到此处，汪建又一次陷入了与记者在两个字眼上的争夺。

第一次争夺，在于他并不承认关于华大集团“战略聚焦”的说法，最终被其首肯的说法叫做“调整节奏”。

紧跟而来的第二次争夺看上去更加激烈，当被问及调节奏是否是一种妥协的时候，他对“妥协”这个字眼反应异常强烈，他不断地摆出论据并进行反问，“我们走正道，做正事，说正确的话，为什么要妥协呢？我要妥协，丢掉的是华大的发展机遇和国家的发展机遇，这个事情我问心无愧，我为什么要妥协呢？我做的是对自己对人类都百益无一害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妥协呢？我要停止就是对人类的犯罪，我为什么要妥协呢？”

藏在矛盾、冲突与激昂口号背后的汪建真的从未妥协吗？抑或只是仍然在争夺关于自我的话语权？至少这件事，王石是保有自己的看法的。“一再地强调，实际上他就已经妥协了，他对别人的看法太在乎了，他说不妥协也是一种妥协。”

王石来了

王石与汪建是通过登山相识的，这是两人的共同爱好。

2018年8月，在辞去万科董事会主席一年多后，王石宣布成为华大集团的联席董事长。华大集团的官方公告称，“王石将发挥其在经营管理、制度建设、商业运作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和卓越能力，协助汪建董事长管理华大集团。”

一年过去，这个已走过35年商业旅程的84派企业家，给华大带来了哪些改变呢？这是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于是我们问汪建：“王石给华大帮了哪些具体的忙？”

“多了去了。”他说。稍作停顿后，他又故作严肃地表示，“惹的麻烦也不少。比如他一来，人家就说我们搞房地产了。”

当把这个问题抛给王石，他的答案是，以前作为华大基因的独董和顾问，主要关注其中小股东的权益问题。成为集团联席董事长后，他更多从企业经营管理的角度来介入。“比如，一个新兴的企业在发展中，往往很容易在乎速度，导致经营出现不集中，那我就来把握这个东西。”

“无论行业多新兴，都要有一个从培养到建立的过程，不会因为你是基因科技、互联网、AI或者别的而特殊。收缩，是当今各行各业普遍要做的。”王石对《中国企业家》说。

据华大集团管理层透露，华大的“聚焦战略”确实出自于王石的推动。哦，不，在使用这个辞藻上，汪建是决不妥协的，他只认可“调整节奏”的说法。

汪建称，不错的方向要坚持，但中间的节奏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比如科技成熟度、市场成熟度、经济支撑力、团队执行力。“谁去蛮干呢，我登山都不蛮干。”

其实，王石来了之后，华大的很多变化还是很容易被感知的。华大智造是华大集团旗下主要从事测序仪研产销的公司，其执行副总裁刘健告诉《中国企业家》，以往集团在开战略研讨会时，对华大智造更关注的是技术的领先性，但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包括汪建在内的集团领导，也会关注其日常运营指标，比如库存周转、人均产出、单位面积产出等。

“不说这和王石主席的加盟有没有关系，但他加盟后，有些事情可能会潜移默化。”刘健举例称，华大集团开2018年终会时，他和其他业务负责人依次上台做总结。王石全程认真听了整场汇报。

“当大家发言完毕后，王石提到自己详细计算了每个人的报告时间，比如报告时间是30分钟，谁在此时间内完成了报告，谁用了35分钟，谁用了40分钟，还谁用了50分钟。王石在点评后还表示，他惊讶并尊重华大在前沿技术领域的突破、领先和自信，但对于一个公司的运营来说，时间观念也很重要。”

华大的商业成熟度似乎也在提高。

华大集团首席执行官徐讯曾向记者坦陈，华大商业化运作经验不足，运营管理不成熟，尤其早期参与国家基因库运营的队伍以科研和技术背景为主。

誉马生物是一家从事干细胞存储和相关试剂研发的公司，曾在2015年底与华大集团旗下华大研究院运营的国家基因库开展合作。2018年初，华大研究院给包括誉马生物在内的11家合作商发送了解除合同通知，理由包括“多次违规使用国家基因库、华大品牌，甚至冒名发表相关言论”和“未完成合同约定目标”。

这11家有7家是华大与其协商不成、单方面解约的，誉马生物是7家之一。

根据誉马生物总经理梁松等人的说法，“2017年没有完成目标”，很大原因是“华大基因在筹备IPO上市时，没有向证监会申报细胞业务，要求我们暂停推广”。在合作商们看来，细胞存储尽管有助于未来的临床疾病治疗、抗衰老等，但没得到政策的明确支持，处于灰色地带。尤其2016年4月发生了“魏则西事件”后，卫计委叫停所有细胞免疫治疗在临床中的应用。为了顺利上市，华大基因不得不暂停推广细胞存储业务。

梁松告诉《中国企业家》，因华大单方面解约，其细胞存储市场受到严重影响。甚至，由于华大方项目负责人的频繁更替，合同无法落实引发的财务问题，其和公司的一位副总被刑事拘留了37天。

尽管梁松对当时与华大的合作多有不满，但时隔一年多，他有了跟华大重新合作的契机：他一位小学同学的母亲患上了晚期乳腺癌，为了吃靶向药，要做全基因组外显子区域肿瘤方向的测序。但这套测序费用高昂，同学的家庭条件难以支付。梁松向华大寻求帮助后，华大给梁的同学的母亲免费做了这一测序。

通过这件事，梁松对华大有了新的认识，于是向其表示希望再次在细胞存储方面合作。再次合作后，梁松对华大的印象也有了很大不同：“不像以前那么乱了，比如面向客户的宣传文字、LOGO的使用都相当规范，人员的对接也很顺畅。”

资本双刃剑

还原在华大展厅的联合实验室。

在采访汪建之前，我们以为他声如洪钟，铿锵急促，浑身燃烧着革命者的反叛和激情，我们甚至准备好了被“炮轰”。实际上，他语速很慢，经常停顿很久才接下一句，声音又小，就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也许是从另一个星球也不一定，因为我们的对话常常不在一个频道上。

采访结束后，华大的公关团队给记者发来了一篇文章——《那些年被误解的老汪》。看起来，对于汪建来说，对话中的鸿沟一直都有。

一个例子是，在2017年底接受腾讯《财约你》的采访中，汪建公开反对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接种。“接种疫苗一次价格在4000元左右，隔5年需要重新注射。如果换成基因检测，则只需要每3年花50块钱做一次。”他还提出一个观点：“外国人的亚型和中国人不一样，不一定适合中国人，不能信它。”

此言一出，引来无数网络讨伐。

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率先发难，他在微头条称：“HPV疫苗接种是为了预防高危型HPV感染进而预防宫颈癌、咽喉癌，而基因检测最多只是查有没有被HPV感染，二者不是一回事，而且查到了也没什么用。华大基因董事长为了推销基因检测而反对疫苗接种，要害死人的。”

德传投资董事长姜广策也在朋友圈表示，“只能说这个董事长很无知，这个股票很高估，买这股的投资者很可怜！”

华大的一位公关人员将其定义为沟通偏差，她向《中国企业家》辩解称：“那次《财约你》的团队和汪老师第一次见面，就问打疫苗的话题，汪老师也愿意回答。但在采访中，双方并没有说透，就剪辑播出去了。”

其实，特立独行也好，曲高和寡也罢，都属于个人选择范畴。但2017年，华大基因上市了，身份从民营企业转变成了公众公司，随之公司和创始人都陷入到舆论的泥沼中。

“错就错在，我是一个公众公司（负责人），所以我才摆脱不了（舆论）。”汪建对《中国企业家》说。

“你为融资上市这件事后悔过吗？”记者问汪建。他没有直接回答，但他称，“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资本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对汪建和华大来说，与资本进行合作，是在全球竞争环境里胜出的唯一选择，并且绝无回头路可走。

汪建告诉我们，到2012年时，在非人类（尤其是农作物）的基因科学研究领域，中国的数据量已经占到全球70%。这70%里的70%则来自于华大。这得益于，2010年华大基因从美国制造商Illumina购买了128台第二代基因测序仪。这个在当时堪称基因测序仪买卖中的全球最大订单，使华大基因成为全球基因测序能力最大的科研机构。

对于Illumina来说，来自华大基因的订单，需其将一整年的全部产能投入。它感受到了威胁，开始停止向华大基因出售新的测序仪、抬高试剂售价以及中断设备维修服务。

汪建想过与Illumina合资，与对方沟通多年，依然遭到了拒绝。汪建体会到，“要变成一个全球化、国际化的企业，靠买武器，只有死路一条”。

为了从根本上摆脱Illumina的掣肘，华大基因出价1.176亿美元向Complete Genomics（简称CG）公司发出收购要约，这是一家曾与Illumina公司实力最接近的竞争对手。不过，其制造的测序仪器并不出售，而是用以提供测序服务。但金融危机以及其单一的收入来源让该公司逐渐陷入泥潭，进而挂牌出售。

为了收购CG，汪建向资本敞开了大门。2012年年底，华大科技以42%的股权换取了包括红杉、软银等多家投资公司共计约14亿元现金。为了满足投资公司的退出需求，华大又走向了创业板。

如今，华大集团旗下的第二家上市公司也呼之欲出。

就在5月9日，华大智造披露首轮募资规模超过2亿美元，投资人为中信金石、松禾资本、东证资本等。华大智造表示，上市计划将会根据公司发展情况作出规划。这家成立于2016年4月的公司，最早孵化于华大研究院，在华大集团收购CG后，又叠加了后者的资源和技术。

“策划人”

关于汪建和华大，有一个被雕刻进历史的记录总被频繁提到：中华世纪坛，一条262米长的青铜甬道，记载了从300万年前到公元2000年，中华民族7000多个重大历史事件，最后一条记录是“我国科学家成功破译人类3号染色体部分遗传密码”。

但在当时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科学家中，汪建不是最核心的那一位。

1984年，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生于军，来到纽约大学医学院攻读生物医学科学博士，正好遇上美国乃至世界的生物学界酝酿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简称HGP）。这一计划旨在测定人类基因组的全部DNA序列（由30亿对碱基组成），了解人类所有与癌症相关的基因。

HGP的领导者和设计者之一的Maynard V.Olson，是美国着名基因组学家，亦是于军的博士后导师。1993年，于军受邀加入了以Maynard V.Olson实验室为主体组成的“华盛顿大学基因组研究中心”。这一年2月，于军从纽约搬到了西雅图。

当时在西雅图的华人并不多。于军在一个朋友的家里，认识了同在华盛顿大学担任高级研究员的汪建。汪的研究方向是细胞分化与增殖，与于军的专业领域不完全相同，但两人都曾作为知识青年下乡，且汪建女儿比于军的儿子仅大一岁，有不少共同话题，便常常聚在一起。“他是一个性格比较坦率的人。”于军向《中国企业家》形容汪建。

HGP进程之快，出乎所有人预料。早期，英、法、日、德都积极参与了HGP。这一国际合作计划被认为是继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之后，人类科学史上的又一个伟大工程。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加速了HGP。“我刚到美国时，一个博士候选人要用近一年时间来解读2000个碱基对。两年后，一年就可以测2万个碱基对了。”于军说。1993年，自动化基因测序仪诞生，推动HGP进入了实质性的运作阶段。

时至1996年，于军所在的实验室还在进行HGP的前期准备时，已经回国创业的汪建，也看到了生物科学与计算机技术融合的趋势。汪找到于，建议一起做点更大更有意义的事，并介绍其与杨焕明认识。杨在丹麦奥尔胡斯大学人类遗传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

实际上，中国要不要参与HGP？中国的基因组研究计划是什么？中国的科学家将如何面对这一新的发展领域？这些问题一直在于军的脑海中挥之不去。Maynard V.Olson也一直支持于把所学带回中国，推动中国基因组学研究的发展。

1997年11月，于军应邀参加了在湖南张家界召开的遗传学研讨会，向国内学界同行详细地介绍了HGP的进展和前景。也是在此会议上，于军、汪建、杨焕明等人提出了中国HGP的战略构想，这成为他们共同事业的起点。

当他们向中科院申请参加HGP时，并没有得到同意，中国科学界没有人相信他们能成功。杨焕明依靠个人关系和学界的声誉，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对HGP的负责人说：“我们代表中国加入计划。”最终人类基因组计划项目组宣布，中国团队承担项目的1%。

为了有足够的资源和经费参与HGP，1999年9月9日，在北京空港开发区一栋旧厂房里，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宣布成立，并以此身份承担1%的HGP任务。于军、汪建、杨焕明和后来加入的刘斯奇，成为华大的联合创始人。

“我佩服汪建，不是说他作为科学家的成绩有多大。在这方面，于军和杨焕明更典型。严格来讲，汪建是那个策划人。”王石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评论。

汪建“策划人”的角色，在日后得到了放大。

2003年中国爆发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华大基因在拿到病原体36小时内，迅速破译四株该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并将全部共计30万份诊断试剂捐给政府。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听说后参观了华大基因。随即，中国科学院与华大基因联合组建了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给予其90人的正式编制，任命杨焕明为所长，汪建为副所长，按照局级干部发放薪酬。

可没想到的是，华大基因与中科院的关系在2006年底便几近破裂。

这一年，美国公司宣称一种能够将基因测序的速度提高一百倍的机器已经诞生。该设备将机器人学、化学、光学和计算科学融为一体，尤其是工业数码相机技术的巨大进展使得人们可以拍摄用于“读取”基因微小序列的荧光分子。理想状态下，这种设备的规模化应用甚至会将测序成本降低至过去的百万分之一。

这令汪建兴奋不已，他认为这是一场革命。他以慷慨激昂的措辞给中科院的领导写了一份长达30多页的报告，希望得到支持以购买这种设备。汪建写道：“中国人近代第一次与发达国家在科技领域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如果抓住这个机会，中国将尽雪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耻辱。”

中科院的专家认为他的计划过于激进。更糟糕的是，汪建对采购这种昂贵设备表现出的急切，被怀疑想借机贪污吃回扣。他被人匿名举报，中科院随即成立调查组调查汪建。

调查结果最终洗刷了冤情，但“报国无门”的汪建决定脱离体制。临走之前的中午，汪建向华大的员工宣布：“我们要去深圳了。要想一下的就别去，赶得上今晚6点火车的就跟我一起走。”那像是一个典型的、戏剧化的决定，但依然还是让汪建从北京带走了近百人的团队南下。

张勇毅在大学还未毕业时，就进入华大体系，至今已在该集团工作近10年。他告诉《中国企业家》，假如当年他也处在那样的情境之下，且没有家庭的牵绊，会考虑跟汪建南下。“他是一个能聚人气的人，身上有浓厚的家国情怀，责任感很强，热衷一件事就要把它做成，这样容易笼络很多人。”

汪建决定南下的同时，华大的几位创始人也面临着分道扬镳。由于家庭原因以及对科研和产业化前景的不同看法和需求侧重，于军选择留在北京基因组。杨焕明和后来加入的刘斯奇也在各自科研项目结题后，离开中科院去了深圳。

“接地气的高手”

汪建在国家基因库。

“我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唱衰者，这一时期最辉煌也最短命，生物科学、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将很快取代工业文明。在未来的生命科技时代，人们的生老病死可能将不再听天由命。”7月中旬，在2019年湾区青年创新论坛上，作为演讲嘉宾，汪建说道。

如同过去很多次的公开演讲，汪建的这些言论听起来总像是高谈阔论，离人们的现实生活相距甚远。

“汪建是一个不接地气的人吗？”我们问王石。

“你们都产生误解了。论接地气，汪老师是高手。”王石笑答。

王石与汪建是通过登山相识的，这是两人的共同爱好。在一起登山的过程中，汪建的团队会建立一些与人类基因组织学有关的实验。比如，人在登山中缺氧会濒临死亡，在这种特殊状态下抽的血，有利于对现代高原运动的研究。汪建和王石常常愿意在实验中扮演大白鼠的角色，这使得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我对汪老师的欣赏，更多源于他是一个公共卫生专家。他的理想追求非常纯粹，就是如何为公共卫生事业做事情。”王石告诉《中国企业家》。

当2007年初汪建决心离开北京时，王石建议他们来深圳。“我们在深圳两眼一抹黑，有没有关系给介绍？”汪建问王石。后者回答：“你有能力、干好了，政府会主动找你，不需要关系。这正是深圳的好处。”

尽管是王石介绍汪建来的深圳，但在日后，汪建与政府的紧密程度却超过了“远离政治”的王石。初来乍到时，他就问深圳政府是否愿意支持他们绘制第一个中国人基因组图谱（又称“炎黄一号”，这也是第一个亚洲人全基因序列图谱）。他还向对方表示，如果发表了，没准是《Nature》杂志的封面，不过这需要数千万人民币的科研经费。

2007年10月，这一项目宣告完成，并在《Nature》封面文章发表。同年12月，《Science》杂志也报道了“第一个中国人基因图谱”工作。

后来，汪建向深圳政府炫称，将为这座城市在未来5年内带来十篇《自然》、《科学》杂志的论文。时任深圳市市长的许勤随即向其许诺，如果得以发表，论文的每一位作者都将获得100万元的奖励。

到2011年时，华大基因发表的论文已多达81篇。赞叹之余，许勤觉得难以兑现奖金。他邀请汪建等人到家中做客，亲自下厨做了一顿红烧肉，以示鼓励。

王石认为，从与政府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华大要比万科接地气得多。这种接地气贯穿了华大的发展史。

就拿1999年来说，在中国参与的1%HGP项目中，除了华大基因，还有另外两家机构共同参与——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研究中心（北京）和南方研究中心（上海），他们都是由国家科技部批准成立的国家基因组研究基地。

而位于深圳大鹏新区的国家基因库，号称继NCBI（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DDBJ（日本基因数据库）和EBI（欧洲生物信息研究所）之后，全球第四个建成的国家级基因数据库，其背后的组建和运营方是华大研究院，这是2011年10月，经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正式批复的。

“一个民营企业家，一家民营机构，如果你不接地气，凭什么让你参与国家级项目呢？”王石的话，与汪建对自己的形容如出一辙：“我空着两个手，从北京搬到深圳，做到这么大一块（产业），不接地气能生存下来吗？”

“我是天下最接地气的！”汪建咧嘴。

关于利益

2017年7月，华大科技与华大医学合并后的华大基因，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市值一度突破1000亿元，成为A股第二高价股。

采访当天，汪建在华大内部的餐厅与《中国企业家》记者吃了一顿午饭。他胃口很好，但吃得很快，似乎吃饭是件顶不重要的事。席间，他跟我们聊起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早上被保姆叫起来吃好吃的，晚上父母就被抓走了，保姆也被赶走了，家里只剩14岁的他和两个弟弟妹妹。一分钱也没有，饭不会做，火不会生，搞到晚上八九点，饿得不得了。最后，把饭煮糊了，再加上水做成稀饭。没菜，就去菜市场门口捡别人扔掉不要的菜帮子。

这种极端的物质条件变化，或许也给后来汪建对物质偏执的轻视埋下某种伏笔。

用王石的话来说，“到哪都穿着T恤衫，冬天再套上一个夹克。不单是这样，一看别人西装革履，还要攻击对方，这就是汪建。”而在华大一位在职高管的描述中，汪建到现在，还在深圳租房子住。“生活非常简单，也不购置太多东西，如果要搬家，俩小时就收拾好了。”

张国成从兰州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2001年加入GBI（吉比爱）。这是汪建回国后创立的第一家公司，主要从事体外诊断试剂的研产销。张国成从市场经理、销售总监，一直做到了该公司的总经理。

他清楚地记得，在SARS事件中，华大内部实际承担诊断试剂研发的公司，正是GBI。由于国内外没有类似的诊断试剂，GBI的诊断试剂研制出来后，销售部电话、传真机响个不停。“各个地方的订单，像雪片一样就飞来了”。

作为当时的销售负责人，张国成心里想，GBI可能就要发展起来，要赚大钱了。销售计划还在拟定中，汪建就组织该公司的员工开了个会，告诉大家，“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考虑企业利益，不能发国难财。”

之后，GBI向国家免费捐出了30万盒SARS诊断试剂。“一人份试剂卖好几百块钱，30万人份试剂盒，卖几个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虽然“发财梦”落空了，但张国成的内心还是非常开心，并开始愈发佩服和尊敬他的这位老板，并追随至今。

3年前，为了吸引更多人才，华大集团设立了同行者合伙人计划，并以工分作为长期激励。

但就是这些工分，日后惹了不少麻烦。

林湘在2018年下半年入职华大集团，在试用期之内就离开了。她告诉我们，“HR跟你谈薪资时，你报年薪100万（元），他给你砍到80万。而这80万里，大概有50万算成月薪发到你的账上。另外30万是给你工分。他跟你说，工分可以兑换成现金，而且还会涨，类似股票。兑换现金的话，每年可以兑换25%。但自始至终，工分没有任何文字形式的承诺。”

林湘曾听说前年有同事兑换过，但最多只兑换了5%。“若跟HR去理论，他会说经济不好，现在也没有钱给你兑之类的。”在她看来，工分引起不满的原因主要是两点：一是变相降薪，二是影响员工的发展。“有人想离开，又碍于有工分，只能继续在这里耗着。很多华大中高层都面临这个问题，有的人在华大工作了多年，工分有好几百万的。”

华大集团一位职级为L9的中高层也透露，工分既不公开，也没有任何落地的标准或制度。华大每年会给各个体系分配工分，各个体系分给各个部门，部门负责人再往下分配。“每个体系分多少，每个人分多少，都是不透明的。至于分配的原则，没有。纯粹就是一层层领导自己说了算。”

几百万工分没得兑，他们不会找汪建反馈吗？汪建不知道吗？在深圳闹市的一家咖啡厅中，张勇毅提高声量回答了这个问题：“老汪当然知道。他如果真想管这事，就应该拿出真金白银来说，我现在有这么一部分基金，你们来兑（工分）。如果大家一次兑可能宕机，那就约定每年哪些人兑、兑多少。还不行的话，摇号兑我们都支持。但这些（说法）统统没有啊。”

汪建似乎应该为员工再做些什么，但上述华大在职高管为他鸣不平，“这些股份可都是从他个人的股份中分出来的啊。”

汪建孤独吗？

刘健称，尽管他和团队被汪建骂了很多次，但还是愿意死心塌地追随汪。

“要么出局，要么出众。”2015年10月，前华大基因研究院院长、华大基因CEO王俊，在一场行业论坛上宣布离职创业。此前，他曾在微博写道。

作为16岁就考入北大的技术天才，王俊在1999年参与了华大基因的创立，并曾为这家公司立下汗马功劳。

公开资料显示，他是人类基因组计划、水稻基因组计划等重大项目的主要参与者，组建了华大生物信息平台，参与了杭州华大的成立，带领团队完成了第一个亚洲人基因组、大熊猫基因组、千人基因组、人体肠道元基因组等系列标杆性项目，帮助华大实现了对CG的收购，以及华大科技与华大医学的融资和重组等。

王俊的新公司碳云智能宣称要“读懂生命”，其联合创始人还包括原华大基因首席运营官吴淳、首席科学家李英睿、首席信息官黎浩等人。

华大内部一位曾接近王俊的人士告诉《中国企业家》，年轻气盛是王俊从华大离职的根本原因，“觉得汪建还不够放权，有些东西他还得向汪建汇报，不能自己拍板。”

这位人士还向《中国企业家》透露，王俊出走后，汪建专门组织开了一场闭门会，来评估王俊离职对整个华大集团的影响。王石也在采访中表示，因上市前夕失去这位二把手，华大基因经历了痛苦的转型。

在王俊出走前后，华大还有多位重要人物自立门户，甚至在某些业务领域与华大分庭抗礼。

比如，创立于2010年5月的贝瑞和康，是华大基因在生育健康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该公司2017年8月正式借壳*ST天仪登陆A股，其联合创始人高扬、董事蔡大庆、股东任媛媛，均出自华大健康，曾分别任华大健康总经理、CFO和测序部门经理。2011年初，原华大科技总裁李瑞强创立“诺禾致源”，这家公司成了华大基因在科研服务上最大的劲敌。2018年底，该公司已经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

有数据显示，创始团队出自华大，并在基因测序领域创业的公司，超过30家。

理解汪建的人，终究是少数的。在这些少数派中，还有很多已经离他而去。汪建会因此觉得孤独吗？

“高处不胜寒，孤独肯定是有的。汪老师的这种孤独，除了大家的不理解，可能还与我们一些在执行上的不到位有关。而且，随着企业越大，压力和责任越大，这种感觉会越来越强烈。”张国成说，汪建看到国际上有新的理论或技术出现，他就非常希望在华大内部尽快落实。如果底下的人执行缓慢，跟不上他的节奏，他会非常着急。

刘健见过很多次汪建发脾气，基本汪每一次都是责怪他带领的产品研发团队做得慢。“对华大智造，他有很多期盼”，刘健回忆，汪建经常跟他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产品能不能提前一个月上市？能不能提前一个季度上市？“他其实想表达的是，产品越早上市，将有越多人受益。”

“他骂研发团队和我不知道骂了多少次，但大家还是死心塌地愿意追随他做这件事情。”刘健称。

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ID：iceo-com-cn）   作者：李秀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