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韩国科学家黄禹锡因SCI论文造假被严惩,不但“韩国最高科学家”的称号被取消,而且一切公职都被免除,其所在学校首尔大学校长站出来向全体国民道歉,称“黄禹锡研究小组的论文造假给韩国和国际科学界留下了污点,论文造假是‘无法容忍的学术犯罪’。”
该事件当时非常轰动,世界各国的《新闻联播》都在关注,群众在整个事件中看到了韩国人处理类似事件的态度:其一,当事人必须严惩。黄禹锡所有的荣誉都没了,饭碗也丢了,下场十分凄惨,这等于是断了他的活路;其二,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当事人所在学校的校长很委屈,但没办法,领导责任无法推卸,他必须向全体国民道歉,这不是自罚三杯,据说该校长很快因此事而辞职;其三,学术造假的性质问题。学校的领导说了,那不光是“学术犯罪”,而且“无法容忍”。无法容忍的犯罪有很多种,而学术造假一旦跻身于众罪行当中,其性质就不是一般严重了;其四,耻辱心的问题。造假行为本是个人行为,但其校长却将其放大为整个韩国甚至国际科学界的“污点”,这种知耻之心令人肃然起敬。
2009年,美国科学界也出现了轰动一时的SCI论文造假事件。着名的麻醉学专家斯科特·鲁本被查实有论文造假行为,随后被勒令停职,其发表的21篇论文全部被撤销,而他所在的研究中心也彻底关门,“禁止在至少十年之内从事任何研究或教育活动”。
在很多国人的心目中,美国是一个放浪不羁的国家,他们的国民天天都在吆喝着绝对的民主与由自。生活在那样的国度里,按理说编造数据是应该有由自的。而让人想不明白的是,这位鲁本大医生竟然因为写了些科研论文受到严惩。美国人好虚伪啊,虚伪得让人看不懂。
时间到了2014年,又一个帝国主义国度出事了,这次出事的是小日本。日本有一个非常着名的研究机构,名字叫日本理化学研究所,该所在日本的地位相当于中科院之类的机构。高端大气上档次,研究人员都是相当级别的科学家。
话说这个着名研究机构里有一名叫小保方晴子的科学家,该家将两篇论文发表在着名的《自然》杂志上,这可是SCI界的祖宗。按理说,这是件相当光荣的事情。若是发生在我们的祖国,必然上央视上报纸接着一定会成为院士,即便在日本也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情。但不久论文被证实造假,这下麻烦大了,晴子小姐不但被清除出研究所,其母校早稻田大学也受牵连,她的博士学位很快就被撸掉了。最悲壮的是她的导师,一个名叫笹井芳树的教授,据说此人是国际上最着名的细胞生物学专家之一。教授羞愧难当,无脸见人,最后直接自杀身亡,用死向国民谢罪。
《地道战》、《地雷战》之类的片子看多了之后,有些事情会让人迷茫,比如日本鬼子剖腹自杀的行为,就很让人看不懂。
中国人都知道一句俗话,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有多大的事情不能面对呢,为什么非死不可?早有学者说日本是一个非常偏执的民族。何谓偏执?偏执就是较真。日本文化很多内容都来自中国,而中国文化最博大精深的内涵是中庸,中庸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变通。日本离中国很近,文化又一脉相承,可惜这些要死要活的日本人没有学到一丝一毫中国文化的精髓。不该死的死了,该死的去了,都是不懂得变通的惨剧啊。
由上述三件事可以看出,在涉及学术这个话题时,不光小日本不懂得变通,就连高丽人和美国人也不懂得变通。不会变通就是死胡同,一头走到黑就一定会有人献出性命。当事人牺牲了,当事人的领导牺牲了,整个国家都为这么一小点事情含羞--损失惨重啊,那么多孔子学院都白开了。
相比时下,我国的科研人员就高明得太多了。好端端的科学工作者,即便有了错误,也是国家的财富好吗,有错可以改,为什么非牺牲不行呢?于是科学工作者终于可以放手大干一场了。后顾之忧有吗?没有。没有了后顾之忧就是真正的好时候,科学的春天就这样到来了。
如今所有的科学工作者都在写文章,而且一定要追求高档次的SCI。SCI已经成为衡量科学成就的唯一标准。报奖项要看有没有SCI,申请基金要看有没有SCI,博士生毕业要发表SCI,提职称要发表SCI。SCI成了科研人员进步的钥匙,成了所有人士成功的标志。面对如此诱惑,谁能不拼了老命去编撰呢?
很多人都眼红了,大家都想写。但SCI需要用英文,而且必须有内容,因此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写出来的。于是其中的商机很快被人发现,有很多个人甚至公司开始做代写SCI的生意。如今写SCI的人有如下几类:第一种人是一线的学生,他们几乎都是博士生或者硕士生,偶尔有几个出类拔萃的本科生,那绝对是顶级的写手,值得破格提拔为博士生;第二类人是兼职写SCI的个人,他们相当于文化圈里的独立撰稿人,靠帮人写文章赚不菲的收入。这是传说中的枪手;第三类人是专职的SCI写手,他们受雇于专业的公司,此类公司类似于各种作协,写手卖字赚钱,依此为生。
除了如上三类人士外,很少会有其他人士参与直接撰写。不是不想,是不会。去年某公众号曾隆重推出一期人物传记,说的是西部某直辖市一所医学院的护士发表了SCI文章。护士也有成精的时候,很多领导即刻对那姑娘开始仰慕了。不过没有人追问文章的内容。其实文章的内容从来都不重要,要紧的是看撰写这个行动。
这故事说明一个道理,当SCI附带的利益越来越多的时候,别说护士渴望写,就连医院和科研机构传达室的王大爷也会跃跃欲试想写的。那同样会成为举国传颂的佳话。
写SCI的人士越来越多,但写手枪手的名字是不能出现在文章中的。这是游戏的规则。都是谁在署名呢?稍微研究一下就十分清楚了。那里有形形色色的导师,形形色色的领导,形形色色的教授,而真正撰写者的名字,尤其那些苦命的研究生们,是不敢动不动就把自己的名字署在前头的。
很多伟大的领导、教授、导师们,通常都是些将ENGLISH念成“英格里西”的主儿,认识的单词不超过300个,却大把大把地发SCI文章。他们会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申请各种基金接受各种奖励,还会出没于各种学术会议为一线的科研工作者指点迷津。这景象十分欢喜。坐在台上的人欢喜,坐在台下的人也欢喜。上面的罩着下面的,其乐融融,无比幸福。
但是,SCI是不能总靠写手枪手编造的,造的太严重了,问题就出现了。2015年3月,英国BMC出版社撤回43篇论文,其中41篇来自中国。2015年年8月,斯普林格出版集团撤回旗下期刊发表的64篇论文,全部是中国学者的杰作。2015年10月,爱思唯尔出版公司撤销了9篇论文,也同样来自我们的祖国。就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12月12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召开通报会,通报披露,自2015年3月份开始,国外着名的SCI出版机构撤稿的文章中,涉及中国作者的论文共117篇,且其中23篇论文标注了科学基金资助,并有5篇已获得资助。
SCI已成了当今科技界的神器。医生用SCI彰显自己的看病水平,专家用SCI排自己的座次,医院用SCI去显示自己的实力,各种排行榜的始作俑者更是靠SCI去炮制各种榜单。在整个科研圈子都被SCI绑架的时代里,学者们是非常清楚SCI的水有多深的,但大家都浸淫其中无法自拔,于是不得不彼此关照,心照不宣。这皆大欢喜的场面里,谁会主动捅开那层窗户纸呢?
外国人不但不懂得自己变通而且还不讲情面,于是各种丑闻便摆到世人面前了。面对如此怵目惊心的丑事,让人惊诧的是,大家看不到当事人,看不到当事人的领导,看不到当事人的单位。他们终于成了又一种沉默的大多数,世人连他们的名字都无法知晓。这莫非是另外一种机密吗?没有人承担责任,没有人为此发声,法不责众的说法再一次成为宇宙真理。
造假者事实清晰却毫发无损,他们继续当导师当教授当领导甚至还当院士,他们继续享受着SCI带来的种种福利。这不是科学界的风景,而是地球上一道最绚丽的自然风景。黄禹锡、鲁本、小保方晴子以及她那倒霉的导师得知消息后终于觉悟了:这不正是传说中最伟大的某种优越性吗?
去年曾聆听过某院士的讲座,院士来自西部某省,是一个着名医科大学的退休校长。记忆最深的是院士在SCI方面的造诣。他本人曾有过近百篇的SCI文章,而在其当校长期间,更是把全校SCI文章的数量抓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级别。我知道很多科研单位的领导也会如此院士一般为SCI的事情把心操碎,那不仅是水平的体现,更是政绩的需求。那院士在国内很多城市都做过演讲,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很多领导和群众渴望从其报告中学习弄SCI的技术。
SCI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了,又有太多现实的典型,而尤为重要的是,造假还没有丝毫的风险。这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士觉悟。制度上有了保障,政策上给予扶持。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如果有人依然胆敢不拼命编造SCI的话,就一定是政治上不成熟了。
又到年终,每个单位都开始统计2016年度SCI文章发表的数量了,不少人会因此拿到不菲的奖金,很多人会从此开始进步,各类大学排行榜、科研机构排行榜、医院排行榜的新榜单又会如期出炉。而这个春节一过,新一轮科研基金也会再一次开始申领。这一切凭的是什么?凭的是伟大的SCI论文,也就是刚刚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报的那个被大面积造假了的东东。
很显然,玩SCI的人真的是玩疯了,大家胆子越来越大,早已不需要底线。但是,在大家名利双收的时候有一样事情还是必须牢记的,那便是发表文章的风险问题。今天没有人追究不等于永远没有人追究,白纸黑字的东西摆在那里,一旦发表就再也无法抹去。那不等于是一种罪证吗?所以那些又编又造的高人们还是要有所节制的,罪证在那里,小心迟早会到的报应。
来源:关于我们 作者:秋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