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山东“纱布门”事件,一个敏感的词汇是“说服”。
产妇患者家庭成功说服了这档电视台栏目的制编人,所以有了这条只有患者声音和立场的新闻。
但看起来,医生们并没有能够说服这个患者,放弃这些被医者们认为是匪夷所思的诉求和执着。
现在,医疗专家耗时1分钟取出了这块引起轩然大波的纱布。但它曾经困难到什么程度?
在这里,当然不是技术的难度。这种子宫取纱布的手术操作,被认为是一家县级医院医务人员就可以完成,但现在出手的却是“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的妇产科专家”。
新闻纸如此记载:
9月27号,山大二院专家会诊,建议取出纱布,患者和家属不接受。
9月28号,市人民医院专家29号下午来会诊,家属不满意。
9月29号,市人民医院专家会诊,向患者及家属详细说明,无宫内感染情况,可以取出纱布。但患者及家属还是不同意。
最后,医院不得不请北京专家来取这块纱布。当完成这个操作,时间已经到了11月6日。
伴随着这个事件整个过程的,是大量的医生群体对这个事件进行了科普,解释临床上为什么要进行这种纱布填充的操作。他们要说服的不仅仅是这位患者和媒体,还包括旁观的公众。
但是,你们认为的理所当然,或许并不一定是他们眼里的理所当然。
首先,纱布填充和被缝不一定是百分百完美的操作,至少在这位患者眼里不是,在这档电视栏目编辑记者眼里不是,甚至在某些医疗人员眼里不是。一位外科医生向我倾诉了他的遭遇,因为对这个事件发表不一样的看法,结果被几个医生群踢了出来。
我几乎可以认定了一件事情,这些科普是有道理的,但是其中某些部分是非常令人反感和厌恶的。
他们以“我是专家,你只能听我的,所以请你闭嘴”,一旦有人提出异常意见,立即勃然大怒,视作为低智商,甚至是仇敌。
在他们眼里,医疗是百分百完美的学科,是不容置疑的,任何医疗行为都被诠释为纯洁无暇,医务人员没有任何瑕疵。
他们不清楚患者的想法与需求,看不见患者的痛苦与屈辱,他们通常把这种决裂和愤怒解读为人性的丑恶和专业的无知。
现代医学是残忍的医学,又是理性的医学。从另一个角度上来阐述,理性是一个反人性的抉择。不允许犯低级错误,不允许质疑,不允许一个人因为痛苦而愤怒悲观。在理性主义者眼里,这些行为都是低智商的,无效的,多余亢烦的。在中国,这一点显现得淋漓尽致。
一个产妇患者的“片面之词”,就成功说服了一档省级电视台栏目,尽管大量的医者们将之诠释为见利妄为的谣媒行为,但这依然只是事实的一部分。电视台不过是去迎合一种集体性的痛苦,截取了这样的一个非典型事件,来阐述这种社会需求。临床上,难道没有遗漏纱布?截错肢体?装错支架?这些冤假错案发生吗?当然不是。
不要把我们的眼睛遮掩住,现代医学不是完美的,医疗操作本身就存在着很多的风险和缺陷,这意味着它有可能会给患者们制造痛苦和麻烦。医疗从业者可以以这种“不完美”为理由,来逃脱这件事情的存在和发生,但患者感触到的痛苦却是百分百发生的,
在专业医生眼里,涉及医学的一切都应该是准确无误客观的,医生的行为是不容置疑的,这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所以,医生们也以这种标准来要求病人和媒体。
但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医疗谬论和差错,出现在媒体新闻纸上;普通民众的口里,愤怒的患者以自己的理解来曲解医疗行为,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甚至包括医疗内部,也一次次在推翻和颠覆以前被视作为绝对真理的理论和操作。
很多时候,与其说我们想平息一个这样的医闹事件。
不如说,我们想平息一个患者的不信任与愤怒。
不如说,我们想得到一些媒体的尊重和信任,还有帮助。
不如说,我们想得到政府权威机构的尊重和信任,还有帮助。
任何一起环节的起效,就不会让这类的事件成为这个行业之痛——谣言和错案铺天盖地,还得到那么多人的相信。
我们拿什么来平息患者的不信任和愤怒?是高高在上的指责和痛斥吗?
我们拿什么来得到一些媒体的尊重和信任?是自闭和冷漠吗?
我们拿什么来得到政府权威机构的尊重和信任?是绝对的服从和听话,还有一昧的服从吗?
评论从来都不是一种命令——我是对的,请你这样想。我是专家,请你这样做。要知道,人人平等,生来就有质疑和发表观点的权利。犯错和荒唐,几乎是患者的一种本能反应。以什么样的视角来看待这种荒唐?这是问题的关键。
暴力伤医事件从侧面不过反映了,上到医院管理者下到医生,都没有对这种“犯错”产生防备,所以才有一些种种难以接受的结果。
“犯错”可能会产生伤害,但它却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正是人们需要面临的一种尴尬。
在一个事件的博弈斗争过程中,患者有自己的利益及诉求,山东潍坊妇幼保健院也有自己的利益及诉求。媒体的天平倒向了“恶”的一方,可以说是一种偶然,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必然。在一个丛林法则成为本能的社会,斗争,更激烈的斗争几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产物。
存在即是合理。事件本身并不精彩,真正精彩的是各路登场的人物,会帮助我们看清楚这个时代的特征,这才是最大的价值所在。
写评论不是为了弘扬某些主旋律,不是为了说明“我是对的权威的,按照我的只是办”,更不是对质疑和犯错本身的奚落和嘲笑。只是为了提供一个不同的观察视角而已。
质疑和犯错本身会添乱,但不允许质疑和犯错则是更大的添乱。所以,我主张给普通人乃至是媒体犯错的权利。
患者医治中伴随而来的痛苦不适乃至是愤怒,也需要一个疏泄和为之买单的机构,很多的极端行为不过是在提醒这件事情本身而已。
很多时候,“这门、那门”的事件之所以酿造,医生视谣媒发声为整个行业的灭顶之灾,这是一种过敏反应。
社会进步的步伐及行业的发展,不会因为一次乌龙事件就停滞倒下。如果它真的发生了,那也只是说明,这个社会及行业太脆弱不堪,需要重新洗牌了。
任何鼓励愤怒和传播愤怒者,都属于别有用心之徒,别让你的愤怒成为了别人的生意,这才是“门”系列事件频发产生的根源之一。
写这篇评论前,先上一张很有意思的截图。
因为这篇评论,遭受这种舆论的待遇和问候,我早已经有心理准备。评论后面的脏语留言不是在那呆着吗?当然,这是一种生活原貌,我如实还原,基本是不删除的。你骂是你的事情,我生不生气是我的事情。
我的评论本身既没有替患者说话,也没有替医生说话。而这些医生之所以视我若敌人,仅仅是因为后者而已。
因为一篇不明确亮出旗帜支持医生群体,就要下定论为整个医疗行业的敌人,甚至要人肉我,主语是医生。这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情景缩影------如果你不是我的同伙,那一定是我的敌人,在一个斗争激烈的国家,这种思维何其之流行。
一些医生评论者热血沸腾地说,我要替医者代言说话!这句话没有问题。但如果武断地将没有替医者代言的行为,判定为叛徒行为,从道德的高度给发言者予以鞭笞,这种行为无疑是短视可笑的。你以为全天下都长着和你一样的脑袋,想的都是一样的吗?你以为自己是道德法庭的法官,有权力给见都没见过的人,宣判罪行?
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在公共话题上,如果一位评论作者仅仅是替自己所属的群体发言,那么这种发言注定是偏狭的,失去公信力的。
“我是医生,我写评论是为了医者说话,那么除了受到医者的爱戴,不会再有别的读者。同样的道理,如果我是患者,我写评论是为了患者说话,那么医生们会天然的抵制这样的评论。”我在上一篇评论中阐述过这样的观点。写评论不是拉帮结派,请客吃饭,更不是联合起来群殴别人。
我曾经多次能够得到包括《人民日报》、《新京报》这样的权威媒体约稿写评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立场。编辑们清楚,经过长年评论写作的专业训练和积累,我会对公共利益保持一种敏感,而不是沉陷进“我是医生,我只替医者发言”的情绪中无法自拔,笔端走偏。所以,他们会很放心地将这个评论的任务交托给我,而我在这个问题上,也基本从来没有令他们失望过。
当你只看到自己这个群体的利益,而看不到别的群体利益,那意味着一颗公正客观的心已经丢失,流淌出来的就是自吹自擂和自爱自怜的文字,无法影响到阅读受众,因为这样的文字是没有品质和公信力的。
一些医生同行多次对我说,你要替医者多发言。我一般不会否定这种说法,但自己心里依然会有不一样的观点。在我看来,替公共利益发言就是替医生发言。
公共利益是什么?就是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如果持有一种“我只替医生群体代言说话”的立场,我敢肯定,下笔千言一定会谬以千里,失去发言的公信力。
再直白一点说,就是维持这个社会运转的游戏规则,这才是评论者真正应该思考的核心问题。偏离了这种思考的方向,评论者眼里围绕着无穷的个案运转,把自己放在一个疲于奔命的位置,吃力不讨好。相反,如果我们改变了游戏规则,而不是仅仅依赖这种个案靠炮轰,靠包青天来推动的陈旧模式,那很可能意味着事半功倍。
改变当下医者这个职业群体的某些困境问题,需要更多的社会认可,这是毋庸置疑的常识。比如,呼吁高薪养医,承认劳动价值;建立以问责制为核心的反医疗暴力;建立一个尊医的法律体系。如果只有医生一个自己群体可怜巴巴的声音,那么,这会是一种非常尴尬的场景。
相比于过去年代,这个社会一个特征之一就是隔膜和陌生。以滩坊纱布门为例,哪怕只有一个医生,替山东生活帮栏目把关一下这种纱布填塞的意义,它是为救命而不是遗忘,救命第一瑕疵第二,就不可能闹出这种惊天的新闻乌龙。这是山东省电视台,相信做这档节目的都是有知识学历社会阅历的人。是什么造成了这种隔膜造成的笑话?
起因是隔行如隔山,但另一个原因是降低到冰点的医媒关系。看看某医疗V整个媒体界的炮轰文章留言后,医生们一边倒反应。你就知道这种“唯独只有患者声音”的新闻,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因为媒体请不到或者是极难请到愿意发言判断的第三方医生啊!
医生评论员将这种新闻定性为谣言,但很多媒体并不真的如此认为,他们觉得,自己只是把患者的声音如实地放出来而已。因为专业的隔膜和立场的敌对,患者添油加醋、捏造事实、乱下定论,几乎会成为一种必然。
像央视这样的权威主流媒体,在做这样的医疗新闻时,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会主动邀请第三方的权威医疗专家,来对新闻本身进行把关。这几乎被视作为一种政治任务,体制内的医疗专家们很难拒绝这种要求。但别的媒体则很难得到这样的待遇,所以才有大量这种“唯独缺少了医者把关”的片面新闻产生。
某种角度而言,这些事件反映了当下医生和大众媒体之间关系的冰点,缺少信任和双赢的合作。防火防盗防记者,现在成为了很多医疗从业者的信条。当这种关系变得逐渐走向对立和糟糕的时候,很多立场倾向不利于医生们的新闻产生,几乎是一种必然。
大量这种乌龙医疗新闻事件背后,反映的是媒体公器的滥用,而医生这个群体的高傲、冷漠、自闭,则无疑给这种行为提供了滋生的温床。
这个世界有没有谣媒?有没有糟糕恶劣的医生?有没有脆弱不堪的医患关系?我相信有的,但这依然只是极少数。善依然在这个社会占据主流,一切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渴望更好的人心是如此之多。
滩坊纱布门事件的细节和轮廓已经越来越清晰,但是依然还存在着大量单一、可怜的解读,一切都只源于那一个出发点——我是医生,我只替医生说话,我只看到了一切不利于医生的糟糕事物。这种感情和心理的失控,导致了视野的狭窄受限。看得见自己痛苦却永远看不见别人痛苦的人,在这个社会中,很可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群体。
真相是什么?就是更全面的痛苦和体验而已。一个能够看见别人痛苦的人,学会换位思考,知道感同身受道理的人,才会是一个成熟的人。
医谷链
来源:吴帅医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