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中国开会;他们在英国开会;上周他们还在美国碰过面。在世界各地,科学家们正汇聚一堂讨论编辑人类胚胎基因组的希望与隐忧。是否应该允许这样做——如果允许的话,是在什么情况之下?
人们对于CRISPR/Cas9的兴趣呈爆炸式增长促成了这些会议的召开,这一强大的技术为遗传工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简便和精度。这一工具以及其他与之类似的技术可被用来在培养皿中操控胚胎DNA以了解人类发育的极早期。理论上,基因组编辑还可用来“修复”导致人类遗传疾病的突变。如果胚胎中做到这一点,或可阻止这样的疾病传递给后代。
这些前景引发了科学家、伦理学家和患者间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有人担忧如果基因组编辑在临床上被接受用来防止疾病,它将不可避免地出于非医疗目的用于导入、增强或消除一些性状。伦理学家们担心,不能平等地获取这样的技术将导致遗传阶级歧视。并且通过生殖细胞(精子和卵子),个体基因组的精准改变将会跨代遗传,不禁令人担心胚胎编辑可能会造成持久的、非预期的后果。
而许多国家的法规没有跟上科学的脚步,加重了这些担忧。
Nature通过咨询12个生物研究资金充足国家的专家和政府机构设法获取了它们法律环境的快照。在一些国家,用人类胚胎做实验是一种刑事犯罪,而在另一些国家几乎所有一切都是允许的。
对于操控人类胚胎的担心并非新鲜事。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法律学者Rosario Isasi指出,在过去数年里有两波重要的立法:一次是出于对诱导胚胎干细胞的担心,这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可接受的;另一次是关于生殖克隆,出于安全原因这遭到了禁止。
日本北海道大学生物伦理学家Tetsuya Ishii花了近一年时间来分析39个国家的法律和方针政策,发现29个国家有相关法规限制基因组编辑的临床使用。但是在其中一些国家,包括日本、中国和印度,这些“禁令”根本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发育生物学家周琪(Qi Zhou)在上周美国国家科学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事实就是,我们有指导准则但一些人从来都不遵守它们。”Ishii认为在包括俄罗斯和阿根廷在内9个国家中这些法规是“模棱两可的”。他指出,美国禁止为涉及人类胚胎的研究提供联邦资金,人类基因编辑或许需要获得监管机构批准,但却没有官方禁止在临床使用这一技术。在法国和澳大利亚等禁止临床使用的国家,只要满足某些限制,不会试图促成活胎出生研究通常都会被允许。
许多研究人员期盼有一些国际指导准则出台,即便是非强制执行的也可以指导国家立法者。开发出这样的框架是当前正在开展讨论的目的之一;例如,美国国家科学院计划在12月召开一次国际峰会,对在2016年负责任地使用这一技术提出一些建议。
但研究已经开始,且越来越多的研究即将出现。今年4月中国科学家宣称,他们利用CRISPR改变了人类胚胎基因组,尽管这些胚胎无法生成活胎。埃默里大学神经科学家李晓江(Xiao-Jiang Li)已将这一技术应用于猴子,他说已听到一些传言中国有几家实验室已经在做这样的实验。
而在9月,伦敦Francis Crick研究所的发育生物学家Kathy Niakan已向英国人类受精与胚胎管理局申请允许使用这一技术研究在胚胎发育中可以促成不育和流产的错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宣称对采用编辑基因组来生成活胎感兴趣,初步的研究表明这并不安全。但一些人怀疑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Ishii预计,一些具有高体外受精率的国家将会成为首个尝试临床应用的国家。他说,日本世界上具有最多生育诊所的国家之一,没有关于生殖细胞改造的强制性法规。印度也是如此。
麻省理工学院神经科学家冯国平(Guoping Feng)希望,通过改进这一技术可以最终被用来预防遗传疾病。但他认为现在在临床上尝试它为时过早。“现在还不是操控人类胚胎的时候。如果我们做了错事,我们会向公众发出错误信息——然后公众将不会再支持科学研究。”
来源:生物通 作者:何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