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涌泉教授是阜外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医师,外科学博士,曾留学美国南加州大学,心脏外科20年工作经验,迄今为止主刀超过千例心脏外科手术。对移动医疗有极大的兴趣并先行实践,获得2014年好大夫在线中国瓣膜外科十大好评医生第二名。2015年参与研发了阜外冠心病医疗质量改善研究的App,该App在阜外医院现已应用于临床研究。
2009年美国留学回国后,谢涌泉教授首次接触互联网医疗工具好大夫在线,并由此开始对互联网医疗的探索。谢教授最大的一个感受是,借助互联网工具,医生能够快速建立个人品牌,但是在传统公立医院,医生想要打造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品牌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
“心健康”App
作为心外科医生,谢涌泉表示,在互联网医疗方面,他个人主要应用在术后患者管理上。术后的心脏病患者往往出现很多并发症,所以病人的院后随访非常重要。为此,谢涌泉所在的医疗团队开发了一款“心健康”App。不过,这款APP是作为科研项目的形式而存在,用作冠心病病人搭桥术后的康复管理。
这款App的功能主要有:提供心脏健康的科普知识;提醒病人按时服药;根据病情变化,进行药物调整;通过App将血压等数据汇报给医生团队等等。后台有医生和护士团队来管理,一般的健康指导、常规的问题都可以直接通过这款App以问答解答的形式传送给病人。如果出现了并发症,病人将相关的数据通过App传送到后台,心外科及心内科医生先根据数据做个简单会诊,得到结果之后,再通知病人是否需要返院检查诊治。
为什么在医院运作这种项目要从科研开始?谢教授表示,“大部分公立医院对病人的院后随访动力不足,所以相应的经费欠缺,医生则心有余而力不足。大多数随访经费都是从科研经费划拨过去的,虽然有些医院有随访组,但是由于经费、人员等不足的原因,一直做得非常辛苦,效果也一般。”
“心健康”平台的运转经费是科研经费,平台招募了一些护士及大专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招募合适的患者,推荐术后患者使用这款App,临床医生也被发动起来参与这项工作。据实际情况,谢教授发现只要是能正常使用智能手机的并且在阜外院做过心脏手术的患者,再加上临床医生的推荐,一般都会有参与的意愿。
到目前为止“心健康”平台已经招募了了四百多病人,谢教授表示,他们会一直把这个事情继续进行下去直至结题。至于将来的运作,比如说科研经费用完了怎么办,现在还没有下一步的计划,也可能会从其他方面得到补充,当然也有可能将“心健康”作为心外科的常用App,以后和患者签署的协议不再是科研的同意书了,而是服务协议书。
对于患者而言,App还可以起到监督作用。很多病人往往好了伤疤忘了疼,院后无论从服药方面还是注意事项上,他们都不太在意,有了这款App,病人可以根据提示做一些事情,起到了监督作用,提高病人的依从性。
如果在国外,病人的诊前诊后的服务一般都不是外科医生做的,他们有成熟的分级诊疗制度,很好的全科医生的体系,相对来说国内这方面基础太差。至于诊后,以前病人出了院就没人管了,现在利用互联网技术,情况有所改观,这也是互联网的一个优势,可以让病人术后直接和医生团队取得联系。随着接触病人量的增多及科研任务的加重,诊后服务逐渐会更多地通过互联网来完成,这样也会更方便为更多患者提供服务。
一、刚才提到了在院后随访部分的应用,在诊前部分移动互联网方面有怎样的介入?硬件设备方面有怎样的作用?
谢涌泉:心健康App是术后的,对于诊前,我们没有相应的App。现在阜外医院有微信挂号平台了,也仅限于挂号。在硬件设备上,阜外医院完成了国内第一例植入式心电检测的装置。但是目前通过远程医疗做心脏手术,我认为路途还很遥远。首先是法律上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安全性的问题,这个安全即是指手术本身操作的安全,也有远程信号传输系统的安全。其实远程医疗最初的设想是在战场救护方面,由远程的专家操作机器人来完成战场急救外科手术,对于这方面美国已经有很深的研究。
二、这个App有没有家属参与端?如果没有对于老年患者该如何使用?
谢涌泉:首先专注这个App的患者基本都是智能手机或者智能移动端的使用者,并且我发现现在很多老年人空闲时间很多,他们用手机比年轻人用的一点都不少,应用这种产品对他们而言困难往往不大,所以我认为从效率来讲,这个方式比电话随访要好的多。当然这个App也有些局限性,如果病人不使用智能移动设备或者用得不好,可以考虑让身边陪伴的家属安装这个APP,如果还不行就只能排除一部分病人,他们的术后随访就只能通过传统方式来进行了。
三、现在这个App用户量有多大,采集上来的数据价值高吗?还是对病人的价值为主?
谢涌泉:从年初开始到现在,这个App招募用户大概400多个。数据价值谈不上高,但是它的成本很低,并且可以实现和医疗团队的简单沟通,对患者的价值较大。随着平台的开发,我们还可以做很多事情,以后它对医生的价值肯定越来越大。作为一个科研项目,我们也在考虑利用这个平台将来和可穿戴设备做连接,以提高术后随访的效率。
四、目前有主要做术后随访的医疗App吗?
谢涌泉:我接触过几款术后随访的App,就比如我现在应用的好大夫在线手机端,就有院后随访的功能,但是往往由于一些原因,医院一般不愿意进行数据共享,同时医生的精力又有限,所以它的价值大打折扣。
五、现在有没有尝试接入一些可穿戴设备,对于可穿戴设备的选择,您以为主要有什么门槛?
谢涌泉:我们现在没有考虑可穿戴设备的连接,因为现在这款App毕竟只是个科研课题,我们目前着眼于按时结题,包括完成人员的招募,完成病患参与人数指标和效果分析等。对于要连接什么样可穿戴设备问题,我以为价格肯定不是主要因素,安全性、时效性比较重要。因为对于做过心脏手术的病人而言,他们做手术就已经花了十万、八万了,并且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如果有款智能设备确实能起到术后保健的作用,价格肯定不是他们主要考虑的因素,真正重要的是产品的有效性。这里面也有对医生的信任。当然不同的人群对价格的敏感程度肯定是不同的,如果设备只是起到二级预防的作用,根据国内的情况来看,一般人往往不太愿意多花钱,也就是对价格更敏感,这个价格不一定是设备硬件的价格,还有后期提供的服务的价格。这类人群很愿意去医院直接找大夫,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中国的医生的劳动服务价格太低。
六、术后管理问题?
谢涌泉:术后管理,一方面,信息采集是一个重要环节,另一方面是信息分析,这也是中国体制上不容易解决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无论是心内科还是心外科,医生们往往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去处理这样的问题,这需要一个团队专门做这个事情。如果是在国外这个团队是现成的,但在国内没有这方面的服务。将来完全有可能出现专业的团队,以外包的形式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不同医院信息的共享一定要畅通。
七、您认为像好大夫在线等公司的出现为咱们医生日常工作,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您认为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的?
谢涌泉:首先无论我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个人品牌对我个人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只不过在发展的速度可能有所不同。利用轻问诊方式,有的医生可以收入不菲,但对于我个人来讲,轻问诊不是主要目的,我主要的目的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可以找到需要看病的病人,以及想找我看病的病人也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找得到我。对于好大夫在线这样的公司,我以为专业的服务团队不需要大包大揽,不需要解决所有的问题,只需要解决共性问题就可以了,至于个性的问题,我认为肯定不是单一的团队能够解决的。
八、您会主动推荐给病人使用一些互联网医疗公司做的术后管理App?
谢涌泉:如果有这样的App,我应该会去推荐,但我有些怀疑病人会不会用。因为在国内存在一个现象,假设病人在我这做的手术,他可能只相信我和我们医院所做出的指导,其他平台的建议他可能不会听。例如有些病人要开药的话,非得在我们医院自费买,其实有些药在当地都能买到,还能报销,但他们以为在当地购买的药可能是假的或者疗效不如阜外的,这种问题是国内信任体系的问题了。所以如果我推荐我的患者使用App,如果这个App不是我们医院的,除非我们会参与到这款App中或者说病人可以通过App联系到我,那么病人使用的可能性才会大些。
九、如果App和轻问诊都无法建立病人的信任,您认为怎么样才能快速脱离名院依托,快速建立名医自己的品牌?
谢涌泉:在全国90%以上医院是公立医院的情况下,或者说真正的好医生绝大多数都在体制内的情况下,可以建立个人品牌,但脱离名医院的依托是很困难的。有了互联网这个工具的帮助,只能说个人品牌的建立相对过去可能更快些。当然要摧毁个人品牌也更容易。所以医生要注意就算诊治的效果并不满意,但是医生的服务更要到位,这样最大限度地减轻对品牌的损害。
来源:动脉网 作者:赵占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