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龄产业蓝皮书》主编党俊武：全球有6万种老龄用品 中国只有2千种

很难想象，作为世界第一老年人口大国，中国既没有全球性的老龄产品企业，又缺乏这一领域足够的知识产权，更缺乏高端老龄科技发展后劲。

Q&A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秘书组副组长党俊武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老龄产业四大板块之一、最为基础、又关联实体经济的老龄用品行业作了深入解析。

老龄用品业是一项重大国际战略

记者：老龄产业到底是怎样的概念？

党俊武：老龄产业是面向全体公民老年期，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各相关产业部门组成的业态总称，包括四大板块，即老龄金融业、老龄用品业、老龄服务业和老龄房地产业。在四大板块里，老龄用品业是最关系实体经济的板块。

自上个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社会普遍高度关注发展老龄产业，有的国家甚至把发展老龄产业作为21世纪国际竞争的必争之地，纷纷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大力扶持老龄产业发展。

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进入“高龄社会”，出台《高龄社会对策大纲》和相关法律，其主旨是从税收、政府购买和公共财政投入以及相关行业规范、标准等方面扶持老龄产业发展。在产业政策扶持下、在刚性有效需求日益旺盛的情况下，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老龄产业特别是老龄用品业国家。

美国是另一个代表。与日本政府把发展老龄用品业作为老龄社会的产业应对策略不同，美国把发展老龄产业作为一项重大国际战略。他们在上世纪40年代进入老龄社会。半个多世纪以来，除了重点发展老龄金融促进经济发展外，他们从国际战略出发，着力开发高端老龄科技领域，比如生物技术、抗衰老的技术、保健和医疗医药技术。

目前，美国的老龄用品主要集中在高端老龄科技领域，高附加值的老龄用品及技术基本上掌握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企业的手里……许多中国人去美国除了购买奢侈品外，大多数人还购买保健品和药品，国内医院的高端医疗器械市场美国产品占据较大份额，至于辉瑞等美国保健医疗品牌国人尽知。

可以说，美国已经占据老龄用品诸多高端科技的战略制高点。日本则是最负盛名的老龄电子产品生产国家。

随着2000年全球进入老龄社会，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转方式、调结构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经济转型新趋势。日美等发达国家都已经充分意识到老龄产业是未来老龄化经济体的重要支柱产业，发展老龄产业不仅有利于转方式和调结构，促进本国经济持续发展，而且有利于占领国际老龄产业市场，以便对冲本国的人口老龄化风险。中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的老龄产业市场，但发达国家在产业政策、金融支撑特别是高端老龄科技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全球战略布局。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记者：你如何看待中国老龄用品业的现状？

党俊武：总体上来讲，中国的老龄用品业尚处于分散型、自发型、盲目型的发展状态，缺乏整体布局和系统性规划，技术自主创新乏力、行业标准缺失、行业监管缺位，老龄用品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

具体来看，除了保健、医药和医疗器械，其他大多数老龄用品处在起步阶段。以日用品为例，我们的研发、生产都非常滞后，大多数实业界人士以及相关部门甚至还没有对此形成概念。

例如老年洗涤用品，不仅可以帮助老人洗浴，还可以兼具防止老年性瘙痒和祛除老年性身体异味的功能，这类产品在日本发展得很好，但在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来。

更重要的是，现在各个方面还没有认识到这个全球最大老龄用品业市场所寓含的刚需，以及其背后的战略意义。相反，许多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的老龄用品企业纷纷来华考察，企图落地中国掘金。老龄用品业目前的这种鲜明比照似曾相识，有点像改革开放初期。

总体上看，老龄用品市场的发展现状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世界超级老人大国的国情很不相称。随着中国老年人口、尤其是高龄、失能以及患慢性病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将会带来康复辅具、护理产品、医疗器械、药品以及保健品等各类老龄用品的海量需求。

同时，随着老龄服务机构发展，对沐浴类日用品、康复护理器材等老龄用品需求旺盛，而且属于集团购买。可以预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发展，仅仅这一集团购买力就可以支撑老龄用品行业迈过起步阶段。

第一大老龄用品市场的战略困局

记者：你将老龄用品和中国的制造业大国地位联系到一起，这不是有些过度担忧了？

党俊武：市场前景很好，现实发展却有很大落差。尤其应当警醒的是，在现有的保健、医药和医疗器械三个领域，我们还停留在低端，中高端都在卖别人的东西。

形成这个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关键问题是，我们包括实业界在内的社会各界都没有像美日等国那样，认识到老龄用品业是一个国家战略、国际战略和贸易战略，是在未来国际博弈科技贸易竞争和经济实力比拼中的重要筹码。

第二个原因是市场预判短视。老年人口从增量上来讲，会从2013年的2.02亿增长到2053年的4.87亿；但从市场开发上开，要看老年人口的流量。从2013年到2053年这40年间，中国老年人口的总流量有10亿上下。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个市场。

有许多实业家认为，中国老年人的有效需求不足。不能说这个看法不对，但是用静态眼光看问题。随着2020年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50后”、“60后”一代又一代人进入老年，也进入中产阶级行列，老龄产业市场将会有历史性的巨变。

对此，我们的企业家不能抱有短期圈钱的错误理念，需要有胆识和长远眼光来培育市场。发展老龄产业终极目的是为老年人提供服务，但开发和建设市场必须关口前移，从非老年人抓起。

第三个问题则是自主科技支撑乏力。严肃地讲，这不仅仅是老龄用品业存在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实体经济面临的瓶颈性问题。

有两点目前各界似乎已经有了共识，也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刻教训：一是“用市场是换不来技术的”，另一个是“买技术是买不来技术的”。如果继续走“换”和“买”的路子，我们将可能在下一次技术革命中陷入更加被动的困境。着眼长远，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坚定地走中国自主创新发展的道路。

反映在老龄用品产业上是同样的道理，中高端的老龄科技大多数被国外资本所控制。我们甚至生产不了助听器的芯片。

无论如何，从长远来说，老龄科技是老龄用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我们要吸取“换技术”和“买技术”的教训，全面深化改革，寻找新的发展路径，避免世界第一大老龄用品市场因缺乏技术而受控制的被动战略困局。

“转方式、调结构”新的主攻方向。

记者：你刚才提到企业家培育市场的胆识，从政策层面应该如何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

党俊武：中国正在经历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文化变迁，同时也正在从年轻社会向老龄社会的急剧转变，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剧烈变动，市场的需求结构将有重大变化，整个产业结构需要有相应的战略性调整。

为了应对老龄社会的客观要求，包括老龄用品业在内的老龄产业的整个发展将是我们“转方式、调结构”新的主攻方向。我们过剩的产能、正在萎缩的制造业既可以面向新型城镇化进行调整，也应当面向老龄产业转型发展。

现在还需要着力出台关联实体经济的老龄用品业的产业政策。比如，扩大税收优惠范围，解决转型老龄产业的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总的来说，产业政策涉及广泛，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是老龄用品业政府采购目录。我们在《中国老龄产业蓝皮书》做的是学术版的“老龄用品业目录”，但期望政府相关部门能够出台货真价实的老龄用品政府采购目录。事实上，我们要向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学习，在用品业发展初期，采取“放水养鱼”的策略强力扶持老龄产业快速发展。

我认为，发展老龄产业，关键在企业家。

中国要开发老龄产业，关键战略还是要培育本土企业家，从发展民族品牌的高度来实施培育计划，如引导传统行业发展一批、从现有萎缩企业转型一批、从现有老龄企业扶持一批、引导现有盲目资本发展一批，采取新型中外合作策略发展一批等。

总之，我们要紧紧抓住自主创新这一国家战略，把发展老龄产业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新的主攻方向，全面深化改革科技体制机制，打造老龄用品世界工厂。

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老龄用品市场。着力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高度从消费理念上引导消费行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关键在于他们在消费行为上把着眼点放在“看病”上，结果越看越病，造成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居高不下。

发展老龄用品业，日美走的是高科技、高成本、高投入的三高路线，中国的国情不允许我们走这样的发展道路，我们只能走高科技、低成本和适度投入的路线。我们有全球最大的老龄产业市场、有雄厚的后发优势、还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以及优良的文化传承优势和深厚的民族医药积淀优势。如果把这些优势结合起来，我们完全可以在竞争激烈的国际老龄产业反击突围，赢得最终胜局。

总之，开发老龄产业是未来国际竞争、贸易博弈和分散本国老龄化风险的必争之地。对中国而言，更是今后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也是适应老龄社会的全球性转方式、调结构的新的主攻方向。一句话，发展好老龄产业，不仅有利于在老龄社会条件下保持经济繁荣，也能把全体人民老年期幸福生活的“中国梦”落到实处。

老龄用品之问

全球共有60000种老龄用品，日本就有40000种，而中国市场上只有2000多种。

专门为老年人设计、制造的用品，正逐渐开始影响中国的老龄化国家建设以及老年人优待政策。

根据此前《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意见》：老年人优待是政府和社会在做好公民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在医、食、住、用、行、娱等方面，积极为老年人提供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补贴、优先优惠和便利服务，是增进老年人福祉的重要举措，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目前与中国老龄人口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是：由于过去30多年来形成的独特家庭结构以及传统养老习惯，能否为居家独处的老年人提供生活便利，已成为一个关系国家前进、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

比如，老年人如何安全、便捷地洗澡——卫生间已成为对老年人及其家庭威胁最大的场所，大多数导致老年人瘫痪或去世的摔伤，都发生在这里。

在日美等老龄产业发达的国家，通过老龄用品——特殊防滑地板、自动洗澡机乃至专门的卫生间装修，有效降低了这一隐患。

不过，在全球60000多种老龄产品中，中国市场可见的只有2000多种。而日本则有40000多种。

虽然早在“十五”期间就提出了对老龄产业发展给予税收优惠、费用减免、信贷支持等措施，乃至“十二五”期间提出完善老龄产业政策等，但中国的老龄产品企业还远未感受到政策的“温暖”。

“被独资”的助听器市场

右手边是海鲜大酒楼，后面是一家夜总会KTV，虽然白天里霓虹招牌并不璀璨，但仍然足以遮掩天津市助听器厂的标牌——破旧的两层小厂房，是中国最早以及最专业的助听器厂。

现在这个场景，用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的话说——“惨痛”。而对于今天中国上千万老龄人口来说，听力辅助器材市场可观。

“按照中国残联2006年统计，中国有2780万需要听力辅助器材的人，虽然现在只有每年几十万的市场，但我们每年的销售量也不过一万。”

在二楼的厂长办公室，董事长唐惠德告诉本刊，中国助听器市场已基本为六大国外巨头所垄断——瑞士峰力，德国西门子，美国斯达克，丹麦奥迪康、瑞声达和唯听。

“丹麦就有三大品牌。我们有2000多万听力辅助器材需求者，而丹麦全国只有2000多万人口。”唐惠德说。

天津市助听器厂于1960年建厂。唐惠德自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已工作了40多年，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在该厂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期，他曾亲自给邓小平、彭真等国家领导人验配助听器。

也有领导人在外国品牌助听器店配助听器不理想，到天津市助听器厂才配上满意的助听器。

“当时好些同志从国外回来，都给小平同志带助听器，但没有一个他满意的。301医院副院长姜泗长就找我去给小平配。小平很满意，把别人送的外国产品转送给陈锡联上将，但陈锡联上将也来找我，直接就说‘要配和小平一样的’。”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外国品牌进驻中国，还得找天津市助听器厂合作。

“西门子、斯达康都和我们合作过。做来料加工、组装销售，但慢慢地，我们就被他们赶出来了。”唐惠德回忆说，“很多中国人给他们出主意，要独资，后来这些中国人就去那里做负责人去了。”其中不少人就来自天津市助听器厂的国内竞争对手。

就此，在助听器市场上，外商独资逐渐逼退国企和合资企业。

1987年丹麦的达那福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国内生产耳背式助听器的外国厂家。1991年峰力打进中国市场，奥迪康则在南京建组装线。

1995年至1996年德国西门子和美国斯达克分别在苏州建厂生产助听器。1998年加拿大奥机托、丹麦唯听分别在成都、上海建立办事处。到新世纪初期，只有日本助听器没打进中国市场。

如今，中国的助听器市场每年的实际销售额约11亿元人民币。随着中国老年人口的增加，这个市场每年以15%至20%的速度增长。在2000多万助听器材需求者中，一般认为有一半来自老龄人口。

一个特殊背景是，空巢老人增多。这部分老人必须借助高科技手段和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独立生活。家庭结构的这种变化，使助听器逐渐成为老年人的生活必需品之一。

目前对中国老年性听力损失发病率的统计差异较大，下限是35%，最高达98.9%，影响语言频率的患者比例为90%。

如果无法借助助听器等得到缓解，老年性耳聋的直接后果是：由于与外界交流减少，大脑运动减少，增加了患老年痴呆症的可能性。

然而，面对如此市场，天津市助听器厂只能用出租房屋的租金补贴助听器——为了给工人们发工资，把三分之二的厂房租给了夜总会和酒楼。这两年租户的商业效益也不好，收取租金要花费很大精力。

说起2014年10月上旬在广东举办的老年人用品博览会，唐惠德和一旁的厂领导都伸长了脖子：“我们想去！可是没有钱！”

失灵的台湾模式

从整体来看，中国的老龄用品业正处于初创阶段，基本起步于残疾人事业——大量产品都与残疾人康复用品交叉重叠。

“正是得益于残联的帮扶，我们才发展到今天！”在天津慈济康复器材厂，身兼董事长、总经理和厂长三职的张克霞对《了望东方周刊》说。

在慈济办公楼大厅，一个大大的牌子上写着“打造中国康复设备第一品牌”。

张克霞原本是天津市政府的翻译。上世纪90年代公派日本期间，因母亲偏瘫，她给母亲买过助行器和轮椅车，开始接触这个行业。

在日本的十几年里，她目睹了这个国家残疾人的生活方式，回国便径直找到天津残联，“想看看我们的残疾人是怎么生活的。”

看到残疾儿童被硬性固定在凳子上时，她掉下泪来——“我们竟然连个设备都没有！”于是辞掉“铁饭碗”，起灶办厂—— “想把国外的产品国内化”。

她的“笨办法”是把一些高福利国家的老龄用品买过来，拆开研究，再生产。

现在，慈济康复器材厂500多种产品里的自主研发产品已高达90%，十多个厂房遍布全国，还销往日本、德国等五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劳动力成本低，比外国产品具备价格优势。但在国内市场，我们和国外品牌竞争，拼的是更多更好的本土服务。”她以海尔冰箱为榜样——服务取胜。

“但是，有些高端产品，我们还差得远。比如老人沐浴设备和大小便设备，又比如无障碍坡道，我们和人家的材料都不一样。我们用铝合金，人家用的是钛合金。无论是材料进口，还是技术研发，对我们来说都太贵了。”张克霞举例说，铝合金一公斤不到25元，而钛合金则要到400元到600元。

而且，钛合金材料是机械加工行业公认的最难加工的材料之一，其加工成本是材料价值的数倍到数十倍。“我们在同行业中位居前三，但是做事需要有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中国康复设备第一品牌’！”张克霞说。

中国市场上目前有2000多种老龄用品，北京达福康辅助器具技术有限公司几乎全部拥有这些产品。

总经理毛勇曾任联合国难民署驻华难民办的项目官员。北京达福康辅助器具技术有限公司是依托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的技术优势，“为实现中心科研与行业市场的无缝对接，为开拓先进的康复辅具在国内的产业化发展，为形成、树立国内辅具行业的一流、本土品牌而出现的。”

这个中心的前身是民政部于1979年成立的假肢研究所，经院士联名上书，于2006年升格为研发中心、民政部正局级事业单位。第二年毛勇到研发中心工作，从党办副主任、综合部副主任、兼职公司副总一步步走到今天。

然而，由最初的行政工作，到现在的市场化运营，由原来被动的执行到现在主动的统筹，却令他一度辗转难眠——如何调整，适应角色的转换，是他内心的巨大挑战。

在他任总经理之前，北京达福康辅助器具技术有限公司还处于亏损状态。因是与台湾成立的合资企业，彼时总经理由台方出任，不料在台湾成功经销的模式在大陆却严重失灵。

台湾老板让热情洋溢的推销员“深入营销”，甚至连足疗按摩店都不放过。

在养老用品成熟的台湾市场，零售足以打造出成功的家族企业。然而，大陆对此类产品的消费观念尚需培养，仅靠热忱、服务乃至低价还无法打开市场。

毛勇以前一直在从事行政工作，对市场运行不熟悉，“为了摸索符合公司的发展之路，无论是去超市、商场还是去门店、卖场，以及每天的电视广播，只要与经济相关、与企业发展有益，我都会认真研究学习、借鉴他们的商业模式。”

谁来管管竞争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轮椅生产国，年产量在400万辆以上。但产品科技含量总体较低，缺乏创新，高端产品主要被国外公司垄断。而在中低端市场，质量不佳、功能不完善的产品市场占有率反而高。

毛勇指出弊端所在——中国老龄用品业缺乏标准和准入制度。

民政系统和残联系统虽有现行的相关检测，但因国家没有出台硬性的检测规定。所以在市场上，往往是价钱更低的好卖。

张克霞亦称老龄用品业准入无门槛——“一些皮包公司就三五个人，产品质量没保障，但人家便宜，就有人愿买！”

更有大量无牌无证厂家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譬如市场上越来越多电动、燃油动力的“老年代步车”，多是非法组装产品，不仅没有合法的登记手续、没有牌照和保险，车辆驾驶者也没有机动车驾驶证，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毛勇称，标准化是规范行业发展、提升管理与服务水平的重要技术手段。

日本老龄产业的发达便得益于其丰硕的标准化成果。其标准非常细致，大到一般性的消费产品，小到衣服扣子的形状和使用，都有相应的标准。

而中国，现行的老龄产业相关国家标准有七项、行业标准有八项，却仅有一项涉及老龄用品业。

比如，目前老龄用品业有相当部分属于医疗器械行业，产品标准主要参考医疗器械标准，没有专门针对老龄用品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研发乏力的问题对于天津助听器厂更为致命。“助听器生产是世界性采购。比如话筒和耳机用美国楼氏公司的，芯片用瑞典的。其他的就是看产品设计。”唐惠德解释说。

他的企业现在最主销的产品是两款中功率模拟机，分别为628元和680元。但这不是外国品牌的主销产品，“他们主销的数字助听器，用电脑芯片来控制，一般都在三四千元以上。”他说。

据他介绍，此前全国残联的科技助残项目和原国家科委的863计划分别由中科院、清华大学牵头，以图攻克数字助听器的芯片难题。

最终，中科院做出了“组装样品”，但芯片难题石沉大海，未有回响。

天津助听器厂也是被国产助听器的溃败所裹挟：早在外国品牌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上世纪90年代，1999年的国产助听器产品质量抽查显示，40%的产品不合格。虽然天津市助听器厂产品全部合格。

在广东，一些城市存在着自发形成的助听器一条街，助听器多在百元左右。由此批发到全国的助听器，长时间佩戴还会损害佩戴者的听力。然而中国还没有明确对助听器销售的管理规定。

由于仅有不多的“国产助听器”的知识产权和定价权几乎全部掌握在国外公司，而且独资企业核心研发部门几乎都没有进入中国——虽然有临床试验基地和展示中心——在消费电子产品不断降价的同时，中国市场的高档助听器价格一直在攀升。

由此，本来就不愿意消费的这一代老龄人口，更加拒绝使用助听器或被迫选择低端产品。

助听器市场20多年间形成的现状，被党俊武认为缺乏对国内市场的足够保护。

其实这些中国制造业在过去若干年中都遇到的问题——竞争、标准、门槛、准入……都已在不同行业得到了一定解决。

可是，“这么个东西有什么重要的？”曾有官员这样质疑企业提出的减税需求。

中国企业能做什么

从某种程度上讲，张克霞企业的“活力”来自于产品的多样化：500多种产品，小至残障人用的筷子、防洒碗、拾物器等，大至各种康复设备、各种治疗床及水疗机等，尤为突出的是不锈钢蝶形浴、步行浴及带有儿童趣味型水疗池等在中国独占鳌头。

北京达福康辅助器具技术有限公司亦如此：虎口用力的筷子、360度可调弯度的勺子、带吸盘防洒的盘碟……但张克霞期待——“低息贷款、科研经费倾斜都可以给我们这些做实事的好大帮助！”

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她希望可以争取到科研经费做更多自主研发，却苦于没有门路。 “或者，哪个部门给我们研发一些好产品，我们来生产销售也是好的！”她更希望与科研单位共同研发更好的产品。

“要救活我们很容易，政府采购中个几百万元的标的，或者把1000万元的科研经费拨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活过来了！”唐惠德则感慨营生之艰苦，仍未放弃希望。

但是，如果真有人一次采购一万台，他们却会傻眼——因为连买材料的钱都不够。

当然，对于唐惠德来说，似乎可以采取更激进的销售策略，“外国产品卖1000元，给经销商350元；我们的产品卖100元，批发还要80元。经销商都没有积极性。”

某次，一家着名外国企业曾报过6000元一台的助听器，在未能中标后，卖600元一台。

他们一次都没中过标，现在的招标会，“一次都不去，因为以前去了多次也都没有用。”

所以，本来想着就这么收厂房租金混日子，十八大以后的反腐又让他看到了曙光。

不仅如此，“健康”的政府采购还有望放大——以助听器为例，毕竟目前的政府采购也仅每年一两万对的量级。

党俊武则说：“在开放的市场条件下，中国老龄产业的安全性尚未得到充分重视，既没有对老龄产品进口的限制政策，也没有对国际资本在中国投资老龄产业行为的规范政策。”

在毛勇心中，有一副壮阔的蓝图。“老龄用品的使用不仅实现给老人提高生活质量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在关心老年群体的同时，也必须关注那些为这个群体服务的护理人员，社会亟需科技化、标准化、人性化的辅具产品应用于服务人群，只有让服务人群解放出来、轻松工作，才能更好地为老年群体真正做好服务。”

他在编织一张大网，等待“春露谷雨，果子落地”。

在雾霾笼罩下的天津市助听器厂二楼，唐惠德指着一堆东西告诉本刊记者，那是微缝吸声材料，世界首创——他们声学工程的研究成果。但现在资金困难，他们连专利费都不准备缴纳了。

唐惠德自我安慰：“这没什么，当年舒伯特的小夜曲还写在菜单纸上！” 当然，他觉得自己真正的底气是——“反正别人也生产不出来！我们是首创，天津市助听器厂虽然不景气，但也沉淀和积累了很多特种技术和经验。”

微缝吸声材料适用于坑道等特殊环境消声、吸声，美国一家做军事电子芯片的公司想和天津助听器厂合作，但被拒绝。“我们希望国人来用，为的是使中国富强起来。”唐惠德说，“助听器人仍然还在做梦，只要招标不腐败，我们就有希望。只要我们的吸声材料得到应用，我们也有希望！”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